生活哲理故事

生 活·哲 理·故 事

——2005年1—6月《报刊文摘》美文精选没有任何借口 现在有一篇流行的文章叫《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说是在西点军校，学员应对长官的问话永远是四句话：“报告长官，是”，“报告长官，不是”，“报告长官，不知道”，“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除此以外，不能多说一个字。因为军官要的只是结果，而不是喋喋不休、长篇大论的辩解。　　听起来，没有借口显得冷漠不尽人情，可是仔细想一想，如果凡事都寻求借口，那么生活将会变成怎样……再美妙的借口对事情的改变无任何用处，与其把诸多时间枉费在寻找借口上，不如主动反思、检讨自己的不足以及改进这些不足的建设性方法。（摘自2004年12月24日《中国妇女报》作者晓晓） 风落之果 在某便利店门口，看到一女士掉了一元硬币，刚好滚到不远处的一个乞丐面前，他当时盘腿而坐，因为下肢残疾，所以他捡起那硬币，极吃力地高高举起来，要还给那女士。那女士微笑着，摆摆手，顺水推舟，就把一元钱给了那乞丐。我看到这一切，会心一笑，这是都市里的一幅即兴画卷，很美，还有淡淡的喜乐色彩，泛着些许的温暖。　　小时候，在乡下，很穷。但是妈妈常会给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一些惊喜，因为她可以变魔术似的，在桌子上摆出一些时令水果，这是匪夷所思的，因为我们买米的钱都没有，怎么可以奢侈地吃到水果？但是妈妈做到了。春天有枇杷、夏天有桃子龙眼杨梅荔枝芒果、秋天有石榴橄榄、冬天有柿子橘子板栗……那是些丰美富足的早晨，妈妈总是第一个起床，然后第一个跑到不远的“万果园”里去捡“风落之果”，在水果成熟季节，晚上总有风吹落一些被小鸟啄过或者承受不了自身重量的果实，果园主人对于起大早来捡落果的穷人，一直心存宽厚与仁慈，没有刁难，而是默许。有一次刮台风，龙眼树下都是果实，我们几个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老天有眼”，我们可以大饱口福了。结果，我们被妈妈臭骂一顿：“我们怎么可以幸灾乐祸？人家的损失有多大，我们怎么可以高兴呢？”妈妈的想法是朴素的，人家落难时，我们不能趁火打劫，只有别人丰收时，我们才可以分享他人的“风落之果”。　　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梦到那些诱人可爱的“风落之果”。　　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了它，那是一枚滚落在乞丐面前的硬币。（摘自2004年12月29日《今晚报》作者罗西） 坐 车 父亲好不容易进一次城，我陪他看过高楼大厦后，又打的去一处风景区玩。下车时，父亲看见我给了司机20元，就说：“坐一阵车怎么要这么多钱？”我说：“不多，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从风景区出来后，父亲不肯坐车了。从风景区到家有10公里，走回家那还不得累死？我还是叫了一辆的士。父亲见我不听他的话，就生气地自己走了。我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最少要25元。我预先付钱给司机说：“等一会儿见到我父亲，你就说只要两块五毛。”司机问我为什么要骗父亲，我说：“我父亲刚从乡下来，他心疼钱，死活不肯坐车。”司机愣了一下才说：“好吧。”司机把车停到父亲身边。我叫父亲上车，父亲却要我下车。司机说：“大叔，你上来吧。我是顺路捎你们回去。只收两块五毛。”父亲这才上了车，一个劲地谢司机。司机一路跟父亲说话，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时，还亲自给父亲打开车门。等父亲下了车进了家后，司机又把我叫回到身边，将那25元还给我说：“这钱，你拿去买一瓶酒给大叔喝吧。”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为什么不要钱？”司机说：“因为你的父亲太像我的父亲了。我父亲进城后，也是心疼钱，不肯坐车。”我问：“你父亲还好吧？”司机说：“他走路回家时，被车撞死了。”司机眼里涌满了泪水，他默默地开车走了。那25元钱，我至今还保存着。（摘自2004年12月24日《天津老年时报》作者陆素平） 别跟“4”过不去 “4”，一个普普通通的阿拉伯数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然也成了“倒霉的大叔”。“4”与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地域有东、西、南、北四方。时间上一月有4周，一时分4刻。古往今来，我们的许多事物常用“4”来概括。如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笔、墨、纸、砚称作文房四宝；礼、义、廉、耻称为治国四纲；诗、书、礼、乐称为教育四术；平、上、去、入称为汉语字音四声；真、草、隶、篆称为汉字四体；我国古代就有“四大发明”、“四库全书”，今天人们生活追求安定“四平八稳”，交通上要实现“四通八达”，大丈夫要“四海为家”……中国古代“谈凶论吉”的权威典籍《周易》并没有给“4”贴上“凶签”。在易学中先天八卦中的“4”与震卦对应，蕴含奋起、积极向上、茂盛等意向；后天八卦中“4”与巽卦对应，蕴含自由、活泼、渗透变动等意向。其实，作为数字的“4”无所谓好与不好。两个“4”加在一起，不就是吉祥数“8”了，反过来说，“8”也是由两个“4”组成的。而在音乐乐谱里“4”就是“发”。（摘自2004年12月27日《学习时报》作者蔡顺利原载《北京晚报》） 日 历 当我们撕下2004年最后一页日历时,新的一年又展现在我们面前。日历年年更换，天天翻新，由厚变薄，由新变旧。正如泰戈尔所说：“它是一把历史的刻刀，记载着岁月流逝的痕印，留下了青春衰老的年轮。”的确，在匆匆而过的365天时光里，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受挫的懊丧；有进取者的欢欣，也有平庸者的悲伤。日历如同镶嵌在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时时提醒人们：珍惜光阴，不断进取！古往今来，每一页日历上，都具有那个时代浓重的色彩。屈原有“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的诗句；孔子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梁启超有“起趁鸡声舞一回”的凌云壮志；鲁迅有“时间就是生命”的至理名言；齐白石有“不教一日闲过”的教诲；沈钧儒有“立志须存千载想，闲谈无过五分钟”的惜时名言；朱自清则有“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的感受。时间的歌虽然绵长修远，却又不绝如缕。树叶落了，枝条还会返绿，发出新芽；桃花谢了，桃树还会绽出蓓蕾，争奇斗艳……“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流不息，花开又谢，岁月的脚步匆匆而过，一去不再复返。一本日历，一页薄如树叶，但页页都像一个大问号。你是否珍惜时光，奋发自励，把自己的光和热、青春和智慧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贡献给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朋友，请你在每张日历上，都留下自己清晰的一笔！（摘自2004年12月29日《中国老年报》）作者文举） 拒绝作报告的母亲 五一节，学校要求各班开展一场劳动最光荣的活动。我决定在班上搞一个报告会。杨小华的母亲是市劳动模范，请她来作报告，既零距离接触说服力感染力极佳，还可以不支出“劳务费”。我立即找杨小华安排任务。第二天，我刚进学校，杨小华的妈妈就到学校找我了。杨小华的妈妈说，老师，求求你，我真的不能来作啥子报告。我虽然不能让儿子扬眉吐气，但我也不能让儿子丢人现眼啊！杨小华的妈妈给我带来了两瓶“泸州老窖”，这是他们家破天荒地给我送礼。杨小华的妈妈去年下岗，现在在街边摆着一个烧烤摊子。那个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没有改变她下岗的命运。杨小华的妈妈说，老师，我就是砸锅卖铁卖血割肉，也要让我们小华上大学！整死我也不能让他像我一样了。杨小华的妈妈说得斩钉截铁。杨小华的妈妈眼里满含泪。

杨小华的眼里满含泪。我知道我的那些大道理无法说服他们母子俩。那天，我断然地决定不再开展报告活动。（摘自1月4日《今晚报》作者曾平） 老外评说中国家长“望子成龙” 伊迪斯是英国人，他这样评说中国家长：中国家长在培养子女成材方面，尤其显现出肤浅及迫不及待的功利主义心态。有一位华裔男孩毕业于免费公立中学后考上了牛津大学法学院，为此其家长甚有面子，周围华人也啧啧地赞叹做父母的总算心血没白费，将来儿子成为开业律师年薪15万英镑，父母多享福，并以此作为督促自己及子女发奋的活样板。周围洋邻居里有一个同龄的男孩，自小学至高中皆每年花费数万英镑接受昂贵的私立教育。高中毕业后，小伙子居然决定不去上大学，头半年先是到西亚、东亚和喜马拉雅山旅行，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总算捡了条性命回来已是万幸。接着小伙子又通知父母暂不回家了，他又奔去了非洲，留在乌干达当了义务乡村教师。其家信常常是他如何克服种种艰难与当地土著沟通，及如何与艰苦的物质条件搏斗的生存日记。青年的父母每每总欣喜地举着儿子来信向外人展示，他们认为孩子喜欢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一点是金不换的。而华裔家长私下里评论说：真搞不懂这些洋人，明摆着太亏了嘛。在西方，所谓虐待子女罪不是仅指身体上的虐待，还泛指一切有碍儿童身心正常成长的行为，逼孩子读书太狠、违背孩子的意愿等，都犯了伤害幼童精神健康罪。 (摘自《老外侃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郭莹) 韩剧中的生活美学 刚刚看完的44集的韩剧《我们真的爱过吗？》，剧中的台词令我难忘：女儿执意要嫁一个一无所有的得绝症的人，父母反对也没用，因为女儿爱得很深。女婿垂死之际，做父亲的还能平静地这样肯定女儿，他说：很高兴你懂得了爱的意义。如果爱情与婚姻中只有快乐和幸福，那我们肯定要失望。爱情和婚姻中还有痛苦和失意。在同意女儿的婚事后，做母亲的说，有话要单独跟未来的女婿说。说什么？总是叮嘱结了婚也不能有孩子，生病的人不适合生孩子之类？不，做母亲的让有些自卑的生病的男人抬起头来：让我好好看看你。请一定要活得长久些，长久些，一定要陪着馨瑛！我只能为自己的入俗而感到惭愧。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境界便也编不出这样的台词。对，就是境界两字，才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性。女儿要结这样的婚，父母当然是要反对的，但知道反对也没有用，就正面鼓励了。死亡是一个过程，而生活也是一个过程。不能因为死这个结果而弄得现在的活黯淡无光。同意了女儿，至少现在是幸福的，哪怕这幸福很短暂，哪怕这幸福只有一两个月。这样的父母看似是傻的，其实是最聪明的。在爱、慈悲与务实、精明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这与我们的心顺顺的，心顺了，日子才能踏实笃定。最坏的都捱过去了，还能怎样？我们已经对得起自己的心了，然后其它的结果只能随它去了。人拥有了力量去对付日常生活，这样的日常生活才是有味道的，美好的，值得留恋的。（摘自1月3日《解放日报》作者南妮） 汪道涵巧嵌菜名 1993年4月，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在海峡两岸长达四十多年的政治对抗中，终于迈出了关系缓和、合作加强的崭新一步。为庆祝这次历史性会谈的成功，在董宫夏莲厅，汪道涵宴请了辜振甫一行。晚宴的九道菜，汪道涵巧妙地嵌入了对台湾同胞浓浓的骨肉之情：情同手足（乳猪与鳝片）、龙族一脉（乳酪龙虾）、琵琶琴瑟（琵琶雪蛤膏）、喜庆团圆（董园鲍翅）、万寿无疆（木瓜素菜）、三元及第（三种海鲜）、燕语华堂（官燕炖双皮奶）、兄弟之谊（荷叶饭）、前程似锦（水果拼盘）。将这九道菜名连起来，是一段令人感慨叫绝的妙文：你我“情同手足”，同是“龙族一脉”，今夕“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和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海峡两岸的“兄弟之谊”能“前程似锦”、“三元及第”。汪道涵的这九道巧嵌同胞情的菜名，为华夏美食史增添了一段血浓于水、同胞情深的佳话。(摘自1月2日《羊城晚报》作者张镛) 德国人培养孩子机警 德国人的机警是出名的。德国家长在培养孩子的机警素质方面，往往遵循如下原则：　　 从小事着眼。德国人要求孩子上幼儿园或学校时不要遗失课本、铅笔、玩具，一旦遗失须尽力找回来，上街购物须算清每一笔账目，在公共场所则须警惕不要被窃去钱包，晚上就寝前须关好门窗。培养耐心。德国人往往利用学习钓鱼、搭积木、练习长跑等活动来锻炼孩子的耐性。重视“反面教材”。德国人还常常从反面来引导孩子明白机警的重要性。如：有邻居因离家时忘了锁上大门而被趁虚而入的歹徒洗劫一空；有亲戚因临走时忘了关上水龙头而造成“水漫金山”。进行演习。通过“演习”来帮助孩子培养机警品质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如可在孩子一人在家时，家长扮成陌生人敲门，看看孩子是否有应对自如的能力。再如在和孩子外出时故意走散，然后在远处观察孩子会作出什么反应。分析、应对意外。这些“意外”包括：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人莫名其妙地想结识她，单独乘地铁时有人给了他一颗糖，某天邻舍家失火……要求孩子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巧妙的应对办法。（摘自2004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作者唐若水） 宽 容 二战期间，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激战后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两名战士来自同一个小镇。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十多天过去了，仍未与部队联系上。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一只鹿，依靠鹿肉又艰难度过了几天。可也许是战争使动物四散奔逃或被杀光，这以后他们再也没看到过任何动物。他们仅剩下的一点鹿肉，背在年轻战士的身上。这一天，他们在森林中又一次与敌人相遇，经过再一次激战，他们巧妙地避开了敌人。就在自以为已经安全时，只听一声枪响，走在前面的年轻战士中了一枪———幸亏伤在肩膀上！后面的士兵惶恐地跑了过来，他害怕得语无伦次，抱着战友的身体泪流不止，并赶快把自己的衬衣撕下包扎战友的伤口。 晚上，未受伤的士兵一直念叨着母亲的名字，两眼直勾勾的。他们都以为自己熬不过这一关了。尽管饥饿难忍，可他们谁也没动身边的鹿肉。天知道他们是怎么过的那一夜。第二天，部队救出了他们。事隔三十年，那位受伤的战士安德森说：“我知道谁开的那一枪，他就是我的战友。当时在他抱住我时，我碰到他发热的枪管。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开枪？但当晚我就宽容了他。我知道他想独吞我身上的鹿肉，我也知道他想为了救他的母亲而活下来。此后三十年，我假装根本不知道此事，也从不提及。战争太残酷了，他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家。那一天，他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我没让他说下去。我们又做了几十年的朋友，我宽容了他。”（摘自2004年第24期《文萃》卷首） 市府送的月历 儿子在美国加州的圣克拉拉市工作，我去探亲的时候见儿子家中有一本月历。据儿子讲，这是由市府送给市民的，每年都有。我饶有兴趣地对这本月历研究了一番，发现它很有一些特色。首页上有CityManager”署名写给市民的一封信，信中没有空洞的套话，要点是该市当年预算执行的情况和来年预算的计划，接下来用一些图表和数字来具体说明。有三个W的标题。第一个W是指政府财政的来源，对各类税收、收费、公积金、罚款、捐款等一一列出；第二个W是对税收、收费等的去向逐项分析，其中对财产税、销售税及汽车牌照收费的去向列得特别详细；第三个W是政府支出的一些主要项目的费用，如电力、治安、消防、给排水、排废清洁、公园、图书馆等。末页上有大到市长，小到公园管理处等与市民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府各部门的电话及负责人的名字。而在每日的格子内还用小号字注出该天市内主要活动的信息，如公园是否关闭、中央广场是否有音乐会、垃圾如何集中等。

窃以为，这本月历对政府与市民的沟通起了很好的作用，且非常实用。（摘自1月7日《新民晚报》作者司享） 让我长大的一句话 高考落榜后，我整天呆在家里。一天，我和一群小青年在村口遇见了一个鸡贩子，我们拦住他纠缠，鸡贩子不屑地说：“我还要收鸡呢，没时间和你们磨牙。”“瞧你们这群毛孩子，能做主卖你们家里的鸡？”几句话搅得我们这帮子年轻人火起，纷纷拍着胸脯说：“今天我们非把鸡卖给你不可！”我们经过讨价回价，讲定每只鸡卖两元。我将家里的12只鸡提到村口古槐树下，这时刚好父亲和母亲从地里归来。母亲立刻惊叫起来：“你怎么能卖鸡？”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它们是我们家的银行呢，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全靠这几只鸡了。可我不能让鸡贩子瞧不起我。我不理睬母亲，对鸡贩子说：“给钱吧！”鸡贩子迟疑地对我母亲说：“这鸡……还卖吗？”母亲说：“这都是正下蛋的鸡呢，我们不卖！”“卖！”这时父亲从人群后挤过来果断地拍板。母亲不解地看着父亲说：“一只鸡才两元钱，平常一只鸡最少也要卖六块钱的呀！”“两元？”父亲愣了一下，又转身问我说：“这价钱你们刚才说定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接着，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已经17岁，不再是个孩子，说出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怎么能随便就反悔呢？”品味着父亲的话，陡然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变成了一个对自己所言所行负责的汉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这特殊的成年仪式，还有父亲朴实而铿锵的话……（摘自2005年1月1日《中国改革报》作者李雪峰） 皇帝的使臣 买了本旧书《使滇日记》，作者叫徐炯，是康熙朝直隶巡道，而写这部《使滇日记》的时候，他是行人司行人。“行人”是官职，充当皇上的使臣，传达皇上的旨意。徐炯的这部日记，就是他到云南宣示帝诏途中的日记。是什么事情，一定要派专使不远千里到云南宣示圣意？原来康熙二十六年的夏天多风、苦旱。大概各处灾情频报，皇帝总得做做样子，一是减膳，每顿饭都要撤几个菜或不吃红烧肉吧；二是撤乐，大概宫廷中的乐舞都要停上一段时间。为了把皇上这一片爱民之心普传天下，让大家都知道皇上是时时处处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的，于是，就要派行人司的行人，带着皇上的诏书，亲送各地，算是恩纶普传、督励官员，以示关怀。诏书所经，沿途省城及州、县、卫、所的文武官员都要接送。徐炯经过两个半月到昆明，一路上接诏、送诏、宴请、饯行，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恐怕是难于计算的了。徐炯一路游山玩水，随喜寺院，凭吊古迹，以及途中接风饯行，书中记载颇详，到了昆明，更是吃喝游玩无休无止。灾荒中的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恐怕在这一切迎来送往中，百姓的苦楚更增加了几分，差役不消说，就是官吏们吃喝玩乐的费用，最终还不是要落到百姓的头上。专制官僚体制下的救灾救荒，在冠冕堂皇的巡视、视察后面，大抵都是一样地扰民祸民。（摘自1月7日《今晚报》作者陈四益） 幸福与两滴油 有一名年轻人想要得知“幸福”的秘诀，于是不惜跨越千山万水，横跨大沙漠，终于来到智慧老人居住的美丽城堡。年轻人见到老人，即刻道明来意。老人便叫年轻人拿起一个汤匙，盛两滴油，然后到城堡各处走动。他嘱咐年轻人绝不能漏掉一滴油。年轻人回来后，老人一看，果然一滴油都没有漏掉。但是，他问年轻人都看到了些什么？年轻人却什么印象都没有。老人叫他再走一遍，这次留意城堡内的一草一木。年轻人回来后，对四处所见汇报得很详细，可匙中的油却一滴不剩。智慧老人这时对他说：“真正的幸福在于你可以看遍全世界，但却永远不能忘记你手上的两滴油！”这是个深具人生哲理的故事。“两滴油”价值虽小，却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东西：家庭、朋友、亲情、国家、精神追求，等等。它提醒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或做出任何的决定，必须考虑到在不同方面求取平衡。当然，不同的人的平衡技巧和“功力”各不相同，但关键在于做任何事情时，千万别让自己陷入盲目的追逐潮，以至于迷失自己，错过人生美好的事物。（摘自1月4日《广州日报》作者蔡添丰） 人性的弱点 一位科学家得知死神正在寻找他，便利用克隆技术复制出了12个“自己”，想在死神面前以假乱真保住性命。面对13个一模一样的人，死神一时分辨不出哪个才是真正的目标，只好悻悻离去。但是没过多久，对人性的弱点了如指掌的死神，想出了一个识别真假的好办法。死神又找到那13个一模一样的科学家，对他们说：“先生，你确实是个天才，能够克隆出如此近乎完美的复制品。但很不幸，我还是发现你的作品有一处微小的瑕疵。”话音未落，那个真的科学家暴跳起来大声辩解道：“这不可能！我的技术是完美的！哪里有瑕疵？”“就是这里。”死神一把抓住那个说话的人，把他带走了。一句批评或者奉承的话往往会使人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摘自《中外书摘》第1期作者佚名） 拉德斯基的拒绝 又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斯特劳斯把生活的美好快乐，用圆舞曲用波尔卡宣泄个淋漓尽致。每年1月1日我面对维也纳金色大厅，人，被五线谱悠了起来，在音符中荡秋千似地陶醉、晕眩。这些圆舞曲波尔卡，实在是对新年的祝福对人类的祝福。新年，就从维也纳音乐会开始了。年年维也纳，岁岁音乐会，最是欢快最是辉煌的，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场上的听众都知道什么时候和着节拍齐鼓掌，什么时候由轻渐重地越鼓越响。听众几乎成为乐队的一部分。整个金色大厅，人人都是激情的乐手，人人都是跳跃的音符，没有拉德斯基，不成为新年音乐会。但是，今年没有了《拉德斯基进行曲》。音乐中断了，一位维也纳人走上台，悲壮地讲到印度洋周边的灾难，讲到灾难激发我们不遗余力地去为人类更好地生活作出贡献，讲到此刻要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捐款。今晚，将不再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中央台转播这台节目的主持人，收到了一万五千人的反馈意见。其中有人说：这是最人性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摘自1月9日《新民晚报》作者陈祖芬） 忍着不死 一位从越南归来的美国战地记者，在剪接室遇到我，将我一把拉了过去，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卷影片放给我看。那是一群人奔逃的画面，远处突然传来机枪扫射的声音，小小的人影，就一一倒下了。　　“你！叫我看这个？表示你冒着生命危险，拍到杀人的画面！”我问。　　他没有说话，把片子摇回去，又放了一遍，并指着其中的一个人影：“你看！大家都是同时倒下去的，只有这一个，倒得特别慢，而且不是向前仆倒，而是慢慢地蹲下去……”我不懂，看他。他居然抽搐了起来：“枪手离去之后，我走近看，发现那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她在中枪临死之前，居然还怕摔伤幼子，而慢慢地蹲下去。她是忍着不死啊！”　　“忍着不死！”每次我想到这四个字，和那个慢慢倒下的小小人影，都会止不住地流泪……　　（摘自1月8日《老年日报》作者刘墉） 苏格兰的历史遗迹 在苏格兰的历史遗迹中，给我震动最大的是爱丁堡教堂中陈列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战死的苏格兰军人的花名册。法国巴黎先贤祠里供奉着的名人是经过反复挑选的，虽然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但为数也不多。爱丁堡大教堂中则将所有阵亡苏格兰将士的名单按字母顺序印在几十个大本子里，没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这些大本子都放在四周靠墙的桌子上，人们可以随便翻看，而墙上则刻满了纪念的词句。历史遗迹、遗产无疑需要珍惜、保护，但更应珍惜和保护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爱丁堡军人花名册上的名字，向人们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摘自2004年12月27日《环球时报》孔寒冰） 向谁感恩 沈阳一个叫王欣的社区主任，以取消低保资格相威胁，让一个叫孙凤梅的盲女，上街扫雪；孙凤梅由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搀扶着，拿着铁锹上了街，刚准备干活，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了雪地上……事后，王欣一面矢口否认她让孙凤梅扫雪，一面又理直气壮地强调：“即使是真瞎，为社区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事情一经披露，王欣不吭了，民政局出面解释了，领导也要追查了……　　因为谁都知道，残疾人享受低保，是不必以干活（尤其是干扫雪这类显属力不能及的活）为前提的。　　低保，其实只是社会公平、公正与稳定的需要。提供及时、足额、高标准、高覆盖率的低保，是政府的职责；符合条件的人，享受的只是一种权利。感恩是应该的，但感恩的对象，不是政府，更不是领导，而是整个社会。（摘自1月11日《杂文报》作者慕毅飞） 开 始 在造物者的眼里，一切永远是在开始。　　狂风过后，昨天我走过花园，看见一株老树倒下去了。我在心中叹息，老树的生命结束了。　　但我听见造物者在说：“看看它身边的幼苗吧，一切才刚开始！”　　秋冬近了。在凉风中，我自己沉吟着道：“一年了，又快是一年的结束了。”　　但我听见造物者在说：“听听春天的脚步声吧，她会带着新的一年到来。一切才刚开始！”　　当我后悔没有从小就学好一门学问的时候，我埋怨自己，并且说：“迟了，太迟了。”　　但我听到造物者说：“从今天起去学它吧。永远不太迟，一切才开始。”　　我遇见一个失恋的青年，他颓丧地说：“完了，一切全完了。”　　我便以从造物者那里学来的语气，对他说：“你的爱情并没有失去，因为它根本还没有开始！”（摘自《辽宁青年》2004年第24期作者[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李时译） 让你久等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男孩被迫从军而与他的未婚妻分手。　　在分手前，他们每次约会总约在某棵大树下见面，那男孩因为工作关系，每次总是迟到。每次他迟到的第一句话，都是腼腆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但那女孩总是笑着对他说：“还好，我也没有等很久。”后来，他在被派去从军前，便与她约好，回来彼此如果找不到对方，就记得到这棵大树下等。　　时光荏苒，二十几年过去了，那男孩都没有回来。因为他流落到了异国，曾被炸药击中的他，因昏迷而失去记忆力，直到十来年过去了，他才在无意中恢复记忆。无奈……他已经在异国娶妻。　　又过了5年，他的异国妻子去世。他于是带着一颗忐忑的心回到祖国。　　下飞机，他就驱车前往那棵从前的大树下。但映入眼帘却是繁华的商业街。哪里来的大树啊？　　他站在原地发了一阵子呆。　　正想该走了吧！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个摊贩，于是他走上前，向那位摊贩说他要一包烟。那蹲在地上的摊贩缓缓抬起头，两人目光交会的一刹那，他看到那个摆摊的竟是他昔日的未婚妻。　　他满眼的热泪顿时无法抑止：她一定是为了怕他回来找不到她，于是在这个地方摆摊子。　　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他只好依旧轻轻对她说了句：“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没想到她照样还是给他一个微笑：“还好，我也没有等很久。”她温柔地回答他。（摘自1月14日《现代女报》作者佚名） 又一次拯救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去一位华裔老人的家。墙上，都是他的摄影作品。蓝天白云，水鸟飞翔，一排竹楼，翘檐，吊脚，宛在水中央。老人微微一笑：美吧，这是中缅边境上的一所小学。当年日本人打来了我逃难到那儿，当时我是面黄肌瘦一个孩子，差点死掉。他们收留了我，退休后故地重游，发现村里的孩子读书还是困难，要划着船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就在那里捐了这所小学堂。　　是吗？太美好了。建这个学堂，总共花了多少钱哪？　　老人却记不清了。他说那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太太刚刚病逝，膝下又无子女。他是在悲痛绝望中去了那儿的。没想当建完这所小学，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竟从丧妻的噩梦中走了出来。所以，老人说，他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当初救了他命的那一块土地，现在又一次拯救了他。（摘自1月17日《今晚报》作者莫小米） 刘墉教子 台湾作家刘墉，是一个家教独特的好父亲。　　儿子小时候，刘墉经常带他去看电影。刘轩最发怵的是，在路上，在电影院，刘墉总爱让儿子问警察、路人、卖爆米花的“现在几点了？”每当听到老爸的“吩咐”，“我就紧张，舌头直打结。”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忘带表。是不是有意为难他，折腾他，捉弄他？刘墉笑笑说，我是要训练你放得开。如果口都开不了，怎么与人打交道，怎么能成功？儿子恍然大悟，此后，逐步养成“融入社会”的习惯。　　刘轩“讨厌”爸爸的另一件事是，从小时起，就爱与他“比”，比丢飞盘，比投球，比三级跳远，或其他有益身心的游戏。每次老爷都当仁不让，儿子十有九输。输了不许生气，不许耍娇，不许哭。还得立正向老爸敬礼，高喊：“您是真功夫！”刘轩开始不了解父亲的醉翁之意。后来慢慢明白，他是希望儿子从小养成胜不骄、败不馁，永不服输的精神，走上社会后，能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儿子国外留学。毕业后，以为在选择志愿、就业地点和婚恋情感诸方面，老爸会“横加干涉”。没想到，他压根儿不问不管。“你翅膀硬了，可以放飞了。”刘轩感受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他说：“21年来，我讨厌他的严加管束，21年后，我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我该起飞了，却莫名其妙地有点舍不得。”（摘自1月14日《北京晚报》作者廖祝南） 想像不出 　　姐妹3个，最大的14岁，最小的才7岁。在一次车祸中，她们的父母不幸丧生，只剩下身体有病的爷爷带着3个孙女一起生活。这年夏天，姐姐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却无钱就读。这件事在当地一家报纸上披露后，女孩儿收到了500元钱的捐款。除去学费，还富余出200元做生活费。　　时间一晃就是6个月。要过春节了。姐姐回到家里过年。爷爷告诉她，你的两个妹妹没钱上学了。姐姐犹疑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到爷爷手中。爷爷问：“学校免你的费用了？”孙女摇头。“那你是从哪里来的这100元钱？”“就是人家捐的那些钱中剩的。”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半年的生活费只用掉了100元。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捐款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这年年底，他应报社的要求，对受助者进行回访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半年，100元。一个月平均16元钱，每天就是5毛钱，一天3顿饭，一顿饭……　　我的朋友无论怎么算，也算不出这些钱是怎样维持了这个孩子半年的生活。　　那么多城里人在一掷千金。但是，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个未成年的孩子却在以我们想像不出的方式计算着自己的生活。（摘自《知识文库》第1期作者王国华） 非常简单的创造 一位发明家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家工厂用的冲床因为操作不慎常发生事故，易造成操作工手指致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技术人员设计了许多方案，力图让冲床在操作工的手接按冲头时自动停车。采用过红外线、超声波、电磁波构成的许多种复杂的检测控制系统，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一天，有个人出了个绝妙的主意，他说：“让工人坐在椅子上操作，在椅子两边扶手上各装一个开关，只有它们同时接通时，冲床才能启动。操作工两手都在按开关，还怎么会发生事故呢？”　　创造，并不是要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复杂，而是使它真正合理，这样往往非常简单。

（摘自《思维与智慧》第1期作者傅永红） 公务猫的启示 据最近刚刚解密的英国政府档案披露，英国财政部1929年同意每天编列一便士的经费，让内政部养一只“公务猫”。这样，“公务猫”就一代代在内政部延续下来。有一次，一位记者想为“公务猫”添购一只新的项圈，内政部官员义正词严地拒绝：“编制内的公仆不得收受礼物！”　　看了这则小故事，人们在哑然失笑的同时，却不能不对“公务猫”及其主人表示应有的尊重。一只小小的项圈，值不了几个大钱，而且又是套在猫的脖子上，在一般人看来，接受这点小礼物并无不可。然而英国内政部的官员却认为，这只猫的身份是一位“编制内的公仆”，不应该接受任何礼物。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体现了原则。外国的月亮未必总是圆的，但有些理念和做法，却又很显然地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许多东西都有它的属性，不以它的大小轻重而转移。（摘自1月19日《羊城晚报》作者夏天） 一袋土豆 一个幼儿园老师决定让她班上的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她告诉孩子们每人从家里带来一个塑料口袋，里面要装上土豆。每一个土豆上都写着自己最讨厌的人的名字，所以痛恨的人越多口袋里土豆的数量也就越多。　　第二天，每一个孩子都带来了一些土豆。有的是两个，有的是3个，最多的是5个。然后老师告诉孩子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带着土豆袋子，即使是上厕所的时候。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开始抱怨，发霉的土豆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另外，那些带着5个土豆的孩子也不愿意再随身带着沉重的袋子。一周后，游戏结束，孩子们终于解放了。　　老师问他们：“在这一周里，你们对随身带着土豆有什么感觉？”孩子们纷纷沮丧地表示，带着土豆袋子行动不便，还有土豆发霉后散发的气味很难闻。　　这时，老师告诉他们这个游戏的意义。她说：“这就和你心里嫉恨着自己讨厌的人一样。嫉恨的毒气将会侵蚀你的心灵，而你无论到什么地方要带着它。如果你连腐烂土豆的气味都无法忍受一个星期，你又怎么能让嫉恨的毒气占据你的一生？”　　所以不要让一生都背负仇恨的包袱，原谅别人的过错更可取。　　（摘自1月19日《环球时报》郭言编译） 落 水 一次，苏格拉底趟水过河，一不小心，跌入了一个深坑里。他不会游泳，只好在水中一边拼命地挣扎，一边大喊“救命！”　　这时，一个人正在河边钓鱼，他听到呼喊声不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收起钓鱼竿，起身就走。　　后来，多亏苏格拉底的学生及时赶到，才救了他一条命。　　人们七手八脚地帮苏格拉底换掉湿衣服，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个见死不救的钓鱼人道德太低下。　　过了不久，那个钓鱼人趟水过河，一不小心，也跌入了深坑里。这人同样不会游泳，只好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呼“救命！”　　恰巧，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在河边散步，听到呼救声就飞步跑了过去，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把那人救了上来。　　等看清救上来的人的面孔，苏格拉底的学生就后悔了，说：“如果知道落水的是他，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救他的！”苏格拉底为落水人换掉湿衣服，平静地说：“不，救他，正是我们和他的区别。”（摘自1月21日《现代女报》作者凡夫） 站位和坐位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生物老师孙养林先生，以89岁高龄驾鹤西去。温家宝总理曾委托南开中学校长送去了花篮，寄托哀思。孙老重病期间，总理亦曾委托专人到医院慰问，充分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　　那一日，我去郑群、翟淑珍夫妇二老家串门，谈起了总理给孙先生送花篮的事。翟大姐心有所动，拿出了一本《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纪念刊》。翟大姐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那时她24岁。纪念刊有600多幅珍贵照片，是按党派、群团、地区等拍摄的。刊在最前面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15人，坐6人，站9人。坐着的6人，由左至右依次为：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毛泽东；第二、三排都站着，二排由左至右为：安子文、李克农、彭真、周恩来、齐燕铭；三排由左至右为：刘澜涛、陈云、邢西萍（徐冰）、陆定一。　　从这个坐与站，我们发现，并不是现在通行的谁的官大谁坐着，并坐中间，而是全部让给四老了。毛、刘虽坐着，但都靠边。周恩来当时虽是“五大书记”之一，也仍站着。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那时却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党，历来都有尊师敬老的传统，如果现在把这传统一概变成了“尊官敬官”，那可就太势利了，也会令老百姓们不喜欢的。（摘自1月21日《新民晚报》作者王行） 越过无条件拒绝 终于轮到我了。　　我坐在凳子上，对面是人事部经理和韩籍老总。年轻的人事部经理细致地询问我的情况，当得知我的兴趣是文学，而且有千余篇作品发表时，他有些惊讶。随着这个话题深入，人事部经理对我好感大增，还鼓励我说了一些对公司的建议。　　气氛非常愉快，我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了。人事部经理扭头问一边的韩籍老总，是否留用我。谁知道，韩籍老总一脸严肃地说：不要！人事部经理礼貌地向我摆摆手，眼里有一丝遗憾。　　我找不到被拒绝的原因，也不想莫名其妙地失去机会。于是，我礼貌地询问老总我被弃用的原因。韩籍老总说：“我拒绝别人从来是无条件的！”听到这样的回复，我勃然大怒：“我是慕贵公司的名来应聘的，不是来参加无聊的游戏的。您的无条件拒绝对求职者是一种伤害，给出您的拒绝理由很难吗？”说完这些，我预备告辞，却意外地看到了韩籍老总站起身，还露出了笑容。　　韩籍老总说：“我们需要的是有骨气有恒心的青年，如果被无条件拒绝仍然不吱声，那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青年才俊。我已经对许多名求职者说了‘不’，只有你向我‘示威’，只有你向我们追问理由。对不起，这只是我的面试策略，请原谅！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越过无条件拒绝，我成功加入了这个公司，开始了我人生的新篇章。（摘自1月16日《天津日报》作者路勇） 等两周的道理 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带着儿子向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求助：“先生，请您跟我儿子说几句，劝他不要吃太多的糖果。”长者沉默片刻，然后说：“现在不行，等过两星期你再带孩子过来。”两周后，这位母亲带儿子再次登门拜访。长者看着孩子的眼睛，诚恳地说：“好孩子，为了你的健康，我希望你以后要改掉贪吃甜食的坏毛病。”孩子的母亲既感激又困惑，问道：“为什么让我等两周？您当时不可以这么说吗？”这位长者回答道：“绝对不可以。两周前，我自己也是嗜糖如命啊。”（摘自1月24日《环球时报》汪析编译） 中美“神童”之别 《瞭望东方周刊》第4期刊登木子的文章说，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最近在深圳诞生，一位5岁小女孩一口气背诵出了圆周率小数点后3020位。据悉，她下一步的目标是将这样的纪录刷新到4000位以上。　　在美国的纽约州小城宾厄姆顿也有一位“小神童”，就是年仅4岁即举办了个人画展的绘画奇才玛拉，她2岁学画，3岁时作品最高卖到1万多美元。然而，父母以及社会对待两者的态度，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在玛拉父母眼里，孩子和其他同龄孩子没有任何不同，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能自由成长”，他们没有规定孩子必须每天画画，也没有制定任何相关成才计划，“画画能让她高兴，这是她画画的惟一原因。”　　而深圳这位小女孩呢，不仅其父母正积极准备材料，以向位于上海的吉尼斯总部正式申请，一些教育界人士也认为她的学习方法有诸多值得研讨之处———这种现象当然值得关注，但是，背诵圆周率和一个人的成长有什么必然关系呢———吉尼斯纪录的本质就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游戏精神，让一位孩子不断地去冲刺它、打破它，一本正经地纠缠或者周旋于各种枯燥的数字中，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文章说，事实上，我们不缺“天才”或者“神童”，但却缺少具有现代教育观念的“天才”或者“神童”的父母。 打与骂 我的水龙头漏水，请工人来修。原来是因为里面的橡皮磨损，造成无法旋紧。工人把新的橡皮装入，并重新扭上龙头，对我说：“以后关水不要扭得太紧，水恰恰止住就可以了！”“扭紧一点不是更好吗？”我问。“不！扭得太紧只会使橡皮磨损和弹性疲劳，反而造成漏水。”从此，每次我管教孩子，都会想到水电工的那句话。过严的管教，只可能造成孩子的习以为常、阳奉阴违，当孩子把打骂都看成家常便饭时，问题反而更多了！（摘自《萤窗小语》①作者刘墉） 有一些感觉，正离我们远去 曾经在《美国中学生获奖作文选》里，读到一篇作文，题目叫《先人们的快乐》。说的是2155年，也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某日，有个叫汤米的男孩，在家中阁楼上惊奇地发现了“一本真正的书”，这书是印在纸上的，纸头泛黄松脆。他赶忙叫来妹妹，妹妹也觉得不可思议，这字怎么“一动不动地停在纸上”，怎么不是在屏幕上移动的那种？汤米告诉妹妹：一个世纪前，也就是爷爷的爷爷从前读的书都是印在纸头上的，那时上课不是分散在家中，而是集中起来，去一个叫学校的地方，学校的老师不是电脑里那几个模拟人像，而是真正的人。想像爷爷的爷爷们怎样乐滋滋地坐在教室里，和一个真正的人———老师，面对面说话；想像他们怎样嬉笑玩耍，讨论功课……多么令人神往！可是如今，对着家中的电脑上课，汤米和妹妹只有叹气的份儿，觉得爷爷的爷爷们真是幸福极了。　　读那篇作文的时候，大约是1989年，我觉得像是天方夜谭。弹指一挥间，十多年过去，电脑、网络的神速发展令我们眼花缭乱。用手写作的人越来越少，用电脑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信息的快捷和图像的传递，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看如今男男女女，只要发出一条消息，就能在几秒钟后迅即得到爱的反馈。但什么是“望眼欲穿”？什么是“地老天荒”？“家书抵万金”是一种怎样的喜悦？“久别重逢”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将来的人们，大约不会有太深切的体验。有一些感觉，正在离我们远去；有一些快乐，正变得越来越浅显。这两年，我渐渐发现，表现细腻和震颤感觉的文字越来越少人问津，人们忙于编造粗俗的笑话，离奇的故事，疯狂的欲望。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拐了个小小的弯儿？我不得而知。 （摘自1月7日《文汇报》作者王周生） 有生命的文物 到克罗地亚，我们的朋友一定要我去看看萨格勒布的一个叫“马克西姆”的森林公园。当我们的汽车掠过人头攒动的闹市，走进树木参天的森林，走进林荫气爽、鸟语花香的世界，却真有点不大愿意离开了。漫步在林间小道，听陪同人员娓娓动听的讲述，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小时。　　这是一片有1300多公顷的原始森林，有多久的历史没有准确记载。萨格勒布在古代是一片苍苍茫茫的森林，大约是13世纪建城时，当时公国的大公，划出一片森林保护起来，并公示天下，禁止毁坏林木，禁止在森林中搞任何建筑。经过几百年的朝代更替，经过克罗地亚人民辛勤建设，当年的小城已成为中欧的一座名城。可这片保护起来的森林，依然郁郁葱葱。　　这可真是萨格勒布的一块宝地，当然也是萨格勒布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当今世界，拥有森林公园的城市不少，但有两点不可与萨格勒布的马克西姆公园相比。一是大多森林公园的森林都是人工种植，属于植树造林造出来的，而不像“马克西姆”是原始森林保护延续下来的；二是大多森林公园在城市郊区，真正像萨格勒布城市中心区的森林公园很少。中国有句话叫“世外桃源”，萨格勒布的森林公园应是“市中桃源”。克罗地亚当年这位大公可真有点现代生态意识，或者说是远见卓识。不是他当年的“一声令下”，很可能在这1300多公顷的林地上，也会是当今欧洲城市到处可以看到的城堡、王宫、教堂，而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原始状态的森林却永远消失了。当今的城市人，只要经济状况允许，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可有一样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那就是新鲜的空气。今天萨格勒布人悠闲漫步在林间，呼吸着清新甘甜的空气，沐浴着像迷雾一样的阳光，他们都会想起那位给他们带来永远恩泽的大公。（摘自1月18日《人民日报》作者梅岱桥） 令人最难忘的三句话 　　2004年我最难忘的，是如下三句话： “不要地，要地干啥？”　　2004年11月20日，河北省沙河市白塔镇5个铁矿井下发生特大火灾，这次矿难共造成65人死亡。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的采访手记《矿工的故事让人心酸》中写到：　　这些背井离乡到这里做矿工的人几乎都是农民，问50岁的胡春德为什么不在家种地，他告诉我，他种地赚到的钱交了各种税费后，所剩无几。我问他还要不要地？他说：“不要地，要地干啥？”　　“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　　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王纯作为市委书记，说过无数的话，但有一句刻入我的脑际，挥之不去———　　近几年，白山市一些国有企业困难，不断有群众上访，王纯常常躲着百姓，连走路都绕开上访群众；厂里一些职工找到王纯，反映企业的问题，王纯说：“你们总说吃不上饭，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 “睡在稻草上，我每天都做最美丽的梦！”　　这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参与者黄艺的一句话。一年前，黄艺从湖北经济学院毕业后，到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担任基层干部。一年过去，决定长期留在基层工作。“这里的农民生活太苦了。有的孩子连鞋都买不起，光着脚走两三个小时山路上学。”“废弃的办公室，一层稻草，两床棉被，这就是我现在的家。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外企工作，拿着高薪，他嘲笑我还在‘为人民服务’。其实，我只是在尽力做一些事，让自己觉得活得有价值。他不明白，虽然我睡在稻草上，但每天都做着最美丽的梦……”　　“睡在稻草上，我每天都做最美丽的梦！”这有良心的话，与那“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的昧良心的话，是多么的不同。　　（摘自《观察》第2期作者徐迅雷） 倾听是一种尊重　　“我喜欢倾听，喜欢倾听后再发表意见。我不太爱讲话。”优秀法官宋鱼水说。　　原告是一位有名气的老作家，70岁了，与人合作写了一本书，由于书中的一些内容提前公开发表，出版社认为影响了销路，没按合同给足稿费。几次协商不成，老作家将出版社告上法庭。　　庭审中，老作家情绪激动，但是对法律的了解显然不多。阐述自己的意见时，总是不能很准确地讲出法律上争议的焦点，一个问题翻来覆去讲了十来遍。旁听席上有人打起瞌睡，但担任审判长的宋鱼水却一直没有打断老作家的陈述。她神情专注，表情柔和，不时轻轻点头，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正在发言的当事人。　　近4个小时过去了，直到中午12点多，老作家才结束了陈述。宋鱼水开始向当事人双方讲解出版合同方面的法律规定，分析双方在合同履行中的不当之处。　　开始，老作家一言不发，仔细听着宋鱼水讲解。突然，老作家站起来说“法官，我接受被告提出的调解方案。”他随后解释道“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讲话的人，你对我的尊重让我信任你。我尊重法庭的意见。”双方当场达成调解。（摘自1月24日《人民法院报》作者张召国） 有所敬畏 有位朋友告诉我，“文革”开始时，她的父亲恰好是血气方刚而又积极要求进步的年纪，于是便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投身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游行时主动喊口号，开会时率先发言。有一天，当她父亲准备出门时，她那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突然说道：“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儿，我不清楚；现在你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有一句话我要说给你听，就是你出去后无论做什么，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儿，十年后能不能见人，百年后敢不敢见鬼。如果不能，不敢，我劝你就不要去做了；头上三尺有神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

我的朋友说，就从那一刻起，她的父亲猛地就醒悟了许多事情，凡事都三思而后行了，于是也就很快地从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退了出来，更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打砸抢……　　“文革”结束不久，由于她父亲在运动期间的清白正直，很快就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然而，令我这位朋友引以为豪的，并不是她父亲的职位，而是她父亲的为人。　　（摘自1月21日《合肥晚报》作者吴营洲） 工作到102岁 贝时璋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还是细胞重建研究组组长。贝先生今年102岁，工作依然是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情。　　贝先生92岁之前，每天都坚持去实验室上班。　　自从夫人去世后，他改在家里工作，算是开始了老年生活。他工作生活有规律、饮食起居有条理，就自己的能力所及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一些事情亲自动手，尽量自理。　　贝先生目前在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件。一件是继续对他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重要生命科学课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研究，贝先生把这件工作称为“备忘录”。另一件，是回顾和总结他从事科研和教学80年的心得体会与经验，贝先生把这件工作称作“回忆录”。来贝先生家的客人不少，有各级领导，有亲戚朋友，有学生同事，甚至外宾，他并不感到孤独和寂寞。（摘自1月20日《北京日报》作者王谷岩） 最难的学问 　　一名年轻人兴冲冲地向他的老师讲述自己的出游经历：“最近，我在喜马拉雅遇见一位睿智的老人，他能看到不可预测的未来，还把自己的这套绝学传授给了弟子。先生，您也懂这个吗？我真想学。”　　“每个人都懂呀。”老师平静地说，“真正困难的学问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年轻人不解。“先生，还有比未卜先知更高深的学问？”　　“飞翔的鸟儿，葱郁的林木，人人都能张眼即见，但你看得见自己的睫毛吗？它可是就在你的眼前啊。所以，我要教给弟子的，不是让他们预见朦胧的未来，而是看清鲜活的现在。”　　（摘自1月21日《环球时报》汪新华编译） 戴高乐与弱智女儿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女儿小安娜生下来就是一个弱智孩子。为了使安娜生活在一个更祥和、无人打扰的环境里，戴高乐夫妇节衣缩食购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安娜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拉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静静地散步，给她讲各种故事、唱一些快乐的歌儿。　　有一次，小安娜不知为什么总是哭哭啼啼，不爱吃饭，也不愿睡觉，戴高乐想了很多办法哄女儿，可怎么也哄不好。戴高乐想既然哄不好她，那就分散她的注意力吧，于是他手舞足蹈地乱比画一气，谁想小安娜竟看着戴高乐不哭了。戴高乐以为女儿的情绪好了，高兴极了，谁想他一放下手，小安娜又哇哇大哭起来。戴高乐立刻又充满激情地舞动起来，这次他不是乱舞，而是有情节，有表情，像是哑剧，看得小安娜发出咯咯的笑声。戴高乐也笑了，要知道让这样一个孩子发出幸福的笑声是多么不容易啊！　　多少年如一日，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肝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去。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亲爱的，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 　　（摘自《青年文摘·人物版》第2期作者文星） 思维一旦有了翅膀 　　去年去美国考察。美国中学数学课上，老师出了一道题：8减6是2，8加6也是2，有这种可能吗？请给以证明。一位男生站起来作答：“数学上，8减6是2，但8加6也是2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明显不可能的问题作为可能被提出来，肯定有它的可能的因素，所以，数学上既然没这种可能，生活和自然中肯定有这种可能，譬如，上午8点的6个小时之前是凌晨2点，6个小时之后是下午2点。”　　我吃惊。一种感觉上很清新的东西涮过我的脑袋，过后，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思维一旦有了翅膀，便没有不可能的事。（摘自《秋光》第1期作者窦文涛） 一流大学与一流小学 　　有朋友从日本访问归来，谈起观感，感慨最多的是参观那里的一些乡村小学。他说，那里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花木扶疏的操场，而且保健室、电教室、实验室、手工室、标本室、图书馆、体育馆、室内游泳池等一应俱全，简直可与我们的大学设施媲美，堪称“世界一流小学”。看着那些在美丽校园中愉快学习的孩子，他顿时明白了，这个一亿多人的岛国，何以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二，何以近年来诺贝尔奖频频光顾……　　一个科学合理的教育结构，本来就应当是一个稳重的金字塔型，而不该是它的倒置形状。　　基础教育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凡是那些志向远大、学有所成的人，几乎无不在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光有豪华的“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未必能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因此笔者以为，与其超前重金打造那些华而不实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如实实在在地多建一些“一流小学”———特别是农村的一流小学。（摘自1月27日《中国青年报》作者金羽） 贫穷不是理由 　　去年夏天，我在天安门广场碰到了一对母子，儿子四十多岁，拉着一辆三轮车，母亲就坐在车里，他们的装束很土，风尘仆仆，和周围的光鲜格格不入。　　我问男子：“你们从哪里来的？”　　男子说话声音很轻，却带着满满的自豪：“山东。我骑三轮车来的！我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看看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可是家里太穷。眼看娘八十六岁了，再不出来，怕将来没有机会了，我一咬牙就蹬车来了，骑了整整七天呢。”　　我非常吃惊,问：“那你们睡哪呢？又吃什么？”　　“我娘睡车里，我铺褥子睡在车旁，呼噜一会儿就来精神。临出来时，媳妇烙了80个饼，还能吃回去。”　　老太太一脸满足地笑着，仿佛坐的是豪华林肯。　　我的眼睛有点模糊。我们常借口囊中羞涩，不能为父母尽孝。看到这对母子，我才发现：贫穷永远不是理由。（摘自《辽宁青年》第3期作者国国）请帮忙系上 中学时，我是住校生。我所就读的中学要求学生自己带米。　　有一次返校，校车上人很少，我的旁边只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我把那袋米放在那年轻人旁边的一个空位上，也许是因为疲劳，我一上车就昏昏入睡了。等我醒来，我发现不知何时，米袋口松开了，一粒粒的米顺着袋口滚落下来，摊成一堆白色。当我失声惊叫的时候，一个冷漠的眼神从旁边斜射过来，我看见一张脸，写满不屑，仿佛在告诉我他看到了米滑落的整个过程。刹那间，我的整个肺都气炸了，他怎么可以这样漠不关心、见死不救？我蹲在那个年轻人的面前，用双手一捧一捧地把米送回袋子。　　此后，我一直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和惘然所包围，我开始怀疑一些东西，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当我又一次回到家里，讲述那天车上的遭遇时，我余怒未消，用最丑恶的字眼来诅咒同车的那个年轻人。不料母亲却平静地说：“孩子，你可以觉得委屈，甚至可以埋怨，但你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承担你自己的责任和过失；作为一位母亲，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别人的米袋口松开时，能帮忙系上。”（摘自《中外文摘》第3期作者赵岚） 心在乌云上 一场突来的暴风雨，使我得到一句诗：“我的心在乌云上面”，后来我把它写进《地平线》。　　这是一句普通的诗，却来自乘飞机的经验。航行在一定高度以上，俯望是一片铅灰的云层，明知它向下面的世界倾注着大雨，而舷窗外是几乎伸手可触、可又什么都触摸不到的蓝天，纤尘不染，碧空如洗，凝重而空茫，那么均匀地充满透明的阳光。

朋友在新年前夕赠我的贺卡，选自在美国上市当天就卖出一百万册的一本书《珍贵的礼物》，在蓝天白云的图片旁边，印着这样的一段隽语：“永远要记住，在某个高度上，就没有风雨云层。如果你生命中的云层遮蔽了阳光，那是因为你的心灵飞得还不够高。大多数人所犯的错误是去抗拒问题，他们努力试图消灭云层。正确的做法是发现使你上升到云层之上的途径，那里的天空永远是碧蓝的。”　　（摘自1月29日《今晚报》作者邵燕祥） GDP与幸福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美国人的一切，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因做一个美国人而骄傲。——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的一段演讲辞。（摘自1月19日《青年参考》） 教会我感恩的人 教会我感恩的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来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给我们家装塑钢窗户。一整天，他都闷头干活，也不说话，一直干到很晚。见他那么老实，我们留他吃晚饭。他很拘谨，连菜也不敢夹，婆婆热情地招呼他，就像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公公则递烟给他，与他扯家常。原来，他是考上大学的人，而那年他的弟弟也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家里太穷，负担不起两个人，他只好放弃了学业外出打工。如今，他娶妻生子安心做了农民。我们听了，不甚唏嘘。婆婆想得实际而周到，翻拣出我们淘汰的旧衣物还有洗衣粉等洗涤用品，装了满满半袋子送给他。他涨红了脸，推辞着不肯收。婆婆说，这都是我们不用的，闲放着也是闲放着，给你就拿着，回去也好帮衬媳妇过日子。他低头接过袋子，连句道谢的话没有，就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人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半年后的一天，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一个农村打扮、背着口袋的青年站在门口，我不认得他。他说，是我啊，给你家装窗户的。我忙招呼他进门，他拘束地坐在沙发上，搓着手缓缓地说，麦收的时候，他回了一趟家，说起我们帮他的事，全家人都很高兴。他们想表示对我们的感谢，却找不出合适的办法。家里人商量了好久，最后他娘说把家里新打的粮食拣好的带上点，让我们尝尝鲜。那口袋里是新收的小米、黄豆、绿豆，还有新玉米面。　　青年人放下东西，走了。我们却为这意外的结果，感慨不已。我曾接受过比他更大更多的帮助，可没有像他这样执著地心存感激，表达谢意。当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时，这个打工的青年却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当“感恩”这个词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时，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背着半口袋粮食站在我家门口的青年。（摘自2月2日《今晚报》作者魏海玲） 爱心增长课 有个医生,到英国南部一所小学去拜访老同学。刚走进校园,她就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男孩,一瘸一拐地从面前走过。不一会儿,又见一个眼睛上缠着纱布的女孩,被一个比她小三四岁的男孩搀扶着,小心谨慎地走进教室。　　医生带着一脸的惊讶,问老同学：“怎么你们这里有这么多残疾儿童？”老同学笑着解释：“这是我们学校的爱心增长课。为了使这些幼稚的心灵真正能够理解和同情别人的疾苦与不幸,我们要求所有学生,在一个学期当中,每个人都要过一个盲日、一个病日、一个聋日、一个残疾日和一个哑日。例如在盲日这天,他们的眼睛就要被包起来,什么都不能看。然后我们再分派别的孩子去帮助他们。这就会使盲者和帮助他们的人都从中受到教益。”　　于是医生来到一个蒙着眼睛的小女孩面前,亲切地问:“你看不见东西,不觉得难受吗?”“不,开始的时候,是有些难受,但想想那些终生都看不见东西的人,自己就觉得太幸运了。”接着,小女孩又兴致勃勃地说：“自从过了盲日、病日、哑日和残疾日之　　后,我的爱心增长了10倍。因为给需要帮助者献上爱心,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人的仁爱之心，在三种情况下最容易激发出来。一是对别人的艰难和困苦，能够充分地理解和同情的时候；再是个人的关爱和救助活动，能够得到他人乃至社会肯定的时候；还有是把自己帮助他人，真正当成是一种快乐的时候。而“爱心增长课”恰恰起到了这样三方面的作用。感受痛苦才能理解痛苦，需要帮助才能愿意帮助，让别人快乐才能自己快乐。　　（摘自1月29日《团结报》作者汪金友） 小安娜如此作答 英国著名的剧作家萧伯纳到莫斯科旅游，在街上遇见了一位聪慧的小女孩，两人十分投缘，站在街头天南地北地聊了很久。临分别时，萧伯纳对小女孩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你在街上和世界名人萧伯纳聊了很久。”小女孩抬头看了萧伯纳一眼，也学着他的口气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你今天和漂亮的苏联小姑娘安娜聊了很久。”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让萧伯纳大吃了一惊，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自傲是不当的。萧伯纳颇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成就或地位，对任何人都应平等对待，要保持谦虚。这是苏联小女孩安娜给我的教训，我会一辈子都记得。”　　（摘自1月27日《今晚报》作者洪玲） 无累病常轻 行进在繁忙的生活大道上，不少人往往会病痛疾患染感于身，心境上免不了产生烦恼，引起忧郁。这时不妨借用清代郭瑞卿说的“无累病常轻”，作为座右铭。　　据《随园诗话》记载，郭瑞卿退隐居乡后，常自作诗自娱，有“去官人易懒，无累病常轻”句被广为传诵。上句是他倦于政事的心声，下句是他养心祛病的体验。他悠悠乡间，心无累，病常轻，寿逾古稀。　　现代医学正是这样认为。联邦德国巴尔特鲁施博士对八千多位不同类型的癌症病人进行调查后说，恶性肿瘤的临床表现，都发生在病人心理负担过重或强烈的精神压力频繁发生的时期。由此可见，心情“累”不“累”，大有关系。　　（摘自《心境健康人长寿》周靖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盼雪成花 一日，一位白领女士来访我，见我正在一张纸上描些图案，随口问道：“您画的是抽象派？”我说：“非常具体啊，只不过放大了许多倍而已。”她竟还是认不出来，我只好点明：“是雪花。”　　一段时间后，那白领女士又来访时，我跟她讨论，问她英语6级能考出那么高的分数，为什么却连雪花的结晶体图案也认不出来。她坦言，也不仅她一个，很多同辈人，目前都为“实用”所困，每天忙忙碌碌，所思所想是如何提升“业绩”，所忧所虑是如何应付“按揭”，即使假期里去旅游，也主要谋的是“放松”，实在是极少把时间和经历用在“无实用价值”的审美活动中。　　我告诉那位白领女士，我当然理解，并支持他们的“实用”一面，但我建议他们也该现在就建立起“非实用”的一面来，这“非实用”的一面，主要就是非功利性的审美意识。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美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关键在于要善于发现，发现以后要学会哪怕是片刻的专注，这片刻的非功利性审美专注对身心不啻灵丹妙药。　　（摘自1月28日《辽沈晚报》作者刘心武） 个体和群体 荷兰杰出的化学家范特荷夫发现，甲烷分子是一种正四面体的立体结构，每个面上顶角为一百零九度。有位学生对老师说：“在实验室里，当这种气体通过一段玻璃导管吹到手背上，那种轻柔的感觉怎么也无法想象出它的立体结构。”

范特荷夫笑了，他风趣地告诉学生：“个体和群体的差异是无法靠想象来判断的。当你在夏天的海滩边，躺在沙滩上，尽情地往身上撒着细细的沙子，享受阳光和闲暇时，你不会想到每一颗沙子在显微镜下，会有那么多锋利的尖角。”　　（摘自2月4日《新民晚报》作者林永祥） 心态测试 炎热的夏天，在英国一大型教堂里，牧师正在那里布道，但由于长长的布道和闷热的原因，许多教徒开始变得昏昏欲睡。可是，有一位绅士，他看上去却精神抖擞。他腰背挺直，正专注地坐在那里听着牧师讲道。　　出了教堂，有人向这位绅士问道：“先生，每个人都在打瞌睡，为什么你还能听得那么认真呢？”　　绅士微笑着说：“老实说，听这样的讲道，我也很想打瞌睡。可我忽然想到，我何不把它用来试试自己的耐性呢？事实证明，我的耐性非常好。我想，以这种耐心去面对工作中　　的各种困难，还有什么不能解决呢？”　　知道这位绅士是谁吗？他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世上没有绝对不好的事情，只有绝对不好心态的人。想来也的确如此，想想一些连自己心态都调整不好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处理好比这心态更为复杂的事情呢！（摘自《涉世之初》第2期A刊作者中飞） 最佳方案 日本最大的一家化妆品公司发生了一起空肥皂盒事件。这家公司接到了一份投诉，一位顾客抱怨说他买的一盒肥皂是空的。于是，这家公司立刻停止了生产线，从包装部门一直检查到销售部门，直到找出肥皂到底是在哪一环节遗失的。　　经理要求工程师解决这个问题。很快，工程师设计了一个配备高分辨率监视器的X光设备，它需要两个人来监控通过生产线的肥皂盒，以保证其中没有空盒。无疑，他们很成功，但干得也很辛苦。　　一家小型化妆品公司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一名普通雇员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没有使用X光监视器，也没有使用其他昂贵的设备，而是买了一个大功率的工业风扇。他把风扇摆在生产线旁，装肥皂的盒子逐一在风扇前通过，只要有空盒便会被吹离生产线。　　显然，工程师很努力，但是小公司雇员的方法更巧妙。什么比卖力地工作更好？就是更巧妙地工作。　　（摘自2月4日《环球时报》刘俊成编译） 日子过得快是一种感觉 又一年过去了，日子过得真快。日子过得快是一种感觉。事实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会少。那么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　　是“和谐”。是日子越过越好，心里越来越放松，越来越不用警惕什么、担心什么、怕什么、揣测什么、算计什么……　　以我个人对岁月而言，自幼最深的感觉不是光阴似箭，而是度日如年。为什么度日如年，当然是不和谐，当然是日子不好过。　　我三岁时就经历了1957年反右，十二岁经历了“文革”……从懂事就生活在心惊肉跳、充满变数的环境里。爸爸吴祖光，妈妈新凤霞，两位大名人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思想上高度的分裂。有人说他们是最好的人，有人说他们是最坏的人。我的意识整个被分裂。我爸、妈在家里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莫名其妙”。连我爸妈都莫名其妙，我自然更加莫名其妙。　　如今在国内国外、在朋友间，我逢人便讲今天跟过去不能“同日而语”。我之所以如此的张扬，倒不是为了出名，我是为了告诉某些俗人，我已经被歧视了半辈子，不要再歧视我了。况且我这类子弟也不在少数。共产党对我格外地关照。这除了看在我去世的父母面上，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做法已经改善了。胡锦涛主席倡导的和谐、包容得到广泛的落实。　　回首沧桑话和谐，党和人民，中国和世界太需要和谐与包容了，而包容是和谐的前提，如果连包容都不肯的话，哪来的和谐呢？中国如此，世界如此，概莫能外。　　（摘自1月24日《学习时报》作者吴欢） 一种习惯 上了出租车，咔嚓一声将安全带系上，这么小小的一个动作，就能看出这人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而我们在国内的人，就不把上车系安全带当一回事呢。在国内坐出租车，通常情况下是出租车到了快要过路口的时候，司机才提醒乘客，请系上你的安全带。有的乘客就要问：“怎么系安全带啊？”“不用真的系上，你就往身上那么一搭就可以了。”司机不紧不慢地对乘客说。这时车子很快就通过了红绿灯，乘客也就自然地把安全带从自己的肩头拿开。到了下一个路口，乘客不用司机再提醒，就主动将安全带又往自己的肩头那么一搭，等过了红绿灯再拿下来。这样几个来回，直到乘客下车，很少有真的将安全带系上的。时间久了，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谁也不会真正认真地对待系安全带的问题。久而久之，我们乘车就养成了一种不良的习惯，谁也不认真地系安全带。出租车坐位旁边的安全带，就仿佛成了舞台上的一个道具一样的东西，只有过路口的时候，从座位底下拽出来用它摆摆样子。坐车系安全带，看似是一件小事，一种习惯，但却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俗话说，针眼大的孔，能透过斗大的风。自觉遵纪守法，从一点一滴做起。只要从自己做起，并且养成一种习惯，我们的社会就会向着更加文明的时代进发。（摘自2月3日《上海法治报》作者李延） 不可思议的美国忌语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有点不可思议。好像变戏法一样，这个国家似乎没有了残疾人，没有了胖子，没有了盲人，没有了黑人，也没有了印第安人。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说这些词语，因为这些词语听起来是对别人的“冒犯”。　　现在，在公共场合说这些词语几乎成为一种罪行，电视上和广播里不能说，报纸上更不能说。美国媒体都在“自我审查”，回避这些词语。　　例如，你不能把什么也看不见的人称为盲人，正确称呼是“弱视者”。你不能说人家是矮子，应称为“个子不高者”；也不能说人家是胖子，应称为“身体宽大者”或“身体宽度弱势者”。现在没有“不诚实的”政治家，只能说“道德迷茫的”政治家；也没有穷人，只能说“财政弱势者”；也没有老人，只能说“在岁月顺序上排在前面的人”。对妇女不能称“夫人”，也不能称“小姐”，只能称MS，它是介于夫人和小姐之间的称谓。对在大街上招引嫖客的女子不能称妓女，而要称为“性工作者”；对在垃圾车上工作的清洁工人也不能称“清洁工”了，现在的名称是“卫生工程师”。美国学校的课本对语言也小心翼翼，课本禁用语已经有了“黑名单”，甚至对此已经形成了一种审查制度。有人认为，这会影响到美国公共教育的质量。（摘自《政府法制》半月刊2004年12月作者晓西） 不是废话 　　在英国，所有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样一句警告：Donot put that object in to your mouth!意思是不要把灯泡放进口中！是不是有点搞笑？有谁会神经病地把灯泡塞进嘴里？有一天，我和朋友谈到这个问题。他突然很认真地告诉我，有本书上也这么说，原因是灯泡放进口中后便会卡住，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　　但对此我十分怀疑：我认为灯泡表面十分光滑，如果可以放进口中，理论上也应该可以拿出来。回到家中，我拿起一个灯泡左思右想，始终觉得我的想法没错。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我决定证实一下。为此，我专门买了一瓶食油，以防卡住拿不出来。一切就绪后，我把灯泡放进口中，不用1秒钟灯泡便滑入口中，照这样看，要拿出来绝无问题。接着，我轻松地拉了灯泡一下，然后再加点力，又把口张大一些。妈妈呀，真的卡住拉不出来了！好在还有瓶油……30分钟后，我倒了3/4瓶油，其中一半倒进了肚子，可那灯泡还是动也不动。我只好打电话求救，号码摁了一半，才记起口中有个灯泡如何说话？只好向邻居求助，我写了张纸条便去找邻居妹妹，她一见我就狂笑，笑得弯下腰还流口水。半小时后，她还是挣扎着帮我去叫了“的士”。司机一见我，也笑得前仰后合。在车上他不停地说我的口太小，还说如果是他，就没问题。

在医院，我被护士骂了10多分钟，说我浪费她的时间。那些本来痛楚万分的患者，见了我都好像没病了，人人开怀大笑。医生把棉花放进我口的两旁，然后轻轻把灯泡敲碎，一片片拿出来。　　当我打开诊室的门，要离开医院时，迎面来了一个人，正是刚才那位司机，他口中正含着一个灯泡……（摘自2月4日《现代女报》作者小雨寒冰） 比尔·盖茨答记者问 　　2001年7月，《机会》杂志在意大利的米兰创刊。为了能一炮打响，董事长亨利·肯德里提议，请比尔·盖茨来写发刊词。最后，比尔·盖茨终于答应了在纽约开往内罗比的飞机上，可以接受一刻钟的采访。记者为采访草拟了三个问题：第一，您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什么？第二，您认为谁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第三，您认为现在最需要抓住的是什么？只要比尔·盖茨回答了这些问题，《机会》杂志就有了世界上最绝妙的发刊词了。　　针对这三个问题，比尔·盖茨说，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是孝顺；对第二个问题，假若你问的是一位不可一世的年轻人，他也许会说，被他打败的对手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然而，对一位四十岁的男人而言，他一定会认为，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初恋。至于第三个问题，恕我直言，是行善。　　采访结束了，可记者自始至终没听到“机会”二字。就在他失望地返回座位的同时，坐在附近的一位美国《生活周刊》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一行字：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总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机会；最不可能第二次前来敲门的是机会；最需要抓住的是机会。其实，这种来自战场和商海里的观念，并不适合于生活。　　这段话后来出现在美国《生活周刊》的卷首语上。（摘自《女报》第3期作者刘燕敏） 帮 助 我和两个搞社会活动的哥们带着机器于日前来到澜沧县。这是一个位于云南南部的县城，交通闭塞，并且相当的穷。而我们此行正是要把它的贫穷拍下来，展现给世人，希望能得到一些援赠，达到帮助他们的目的。到了这里才发现，远远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穷。比如说全县两万人每年只杀一头猪，而就这一头猪也只能卖掉一半，剩下的一半要翻山越岭拿到别处去卖，因为买得起猪肉的人太少了。县里的人给我们介绍说这最富裕的人家全部财产加起来也只有一百多元。听了以后我们仨互相对视了一眼，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因为在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别人组织了一个饯行宴，花了一千多。　　我们来的时候，买了好多文具、玩具，还有足球。我们把这些东西摆在村长办公室，把摄影机架在门口，想拍一些当孩子们看见这么多好东西，欢天喜地分抢的镜头。但是我们失望了，孩子们只是怯生生地看着，没人敢上前，也没人敢说话。临走的头一天，我们独自到山里转转。就在准备返程的时候迷了路，最糟糕的水又喝完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猎户，大人都去打猎了，只有孩子在家。男孩眨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听完我们的请求马上跑去舀来一瓢水，并且自告奋勇说帮我们带路。分手的时候想谢谢人家，问男孩要什么？男孩说：“我娘说帮助别人是不能要回报的。碰见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就可以了。”（摘自2月15日《今晚报》作者白脸） 大师“打架” 　　指挥家艾森巴赫最近说，观众在演奏时何时鼓掌并无硬性的规定，要鼓掌就尽情地鼓。不对呀，记得前几年有几位国内外指挥大师曾责怪台下不适时的掌声破坏了乐章的完整性。真有趣，两拨大师的见解“打架”了。　　若是小人物提出异议倒好办，或不屑一顾，或将他批个体无完肤。难就难在双方都是大师，究竟听谁的呢？比一比哪位大师更大些？数一数谁的“粉丝”更多些？恐怕不妥。是不是说出了真理，与那张嘴巴的主人是不是大师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师的话自然有分量，但终究不是金口玉言，孰是孰非最终还得看谁更受演出实践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说到了根上。幸亏大师们意见相左，假使他们意见一律，我辈只能洗耳恭听，乖乖照办，就失去了这番思索。 （摘自2月7日《新民晚报》作者赵全国） 美国班主任的故事 美国大多数的中小学，每学年都有一天是专门留给家长和老师会面的。这一天学生不用上课，老师与班上每一位学生的家长单独面谈。面谈时间约为三十分钟。其中，与女儿五年级的班主任第威夫人的一次面谈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威夫人在大大地赞扬了女儿一番后把话题一转，说：“对于克莉斯蒂（女儿的英文名）这样优秀的学生，我唯一的担心是如果有一天她的成绩报告单上不是那么漂亮了，有了一个甚至几个B，她会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我和先生对看了一眼，很有些被一语惊醒的梦中人的样子。接着，她给我们讲了她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她的女儿曾经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门门功课拿A。可是上了高中后，由于功课越来越难和一些其它原因，成绩单上也有几个B了。女孩子无法承受自己在学习上不再是最优秀的事实，便想方设法寻找能让自己最出色的方面。最后，她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节食。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小姑娘差点连命都丢掉　　了。幸亏父母发现得早，药物治疗加上心理治疗，千辛万苦地总算把她给救过来了。第威夫人说：“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们，是希望它不要重演。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你们的孩子。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她能身心健康成长。这是一个教育者的最大心愿。”她给我们讲解了她的打算，并说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前需要得到我们的允许：她准备有意给克莉斯蒂增加学习和考题难度，让她的成绩单上至少有一两个B。她要观察她的反应。她认为培养孩子承受挫折的能力与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是一样的重要。老师这样的尽心尽责，真是令我们感动，也令我们醒悟。说实话，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更别说认识到它的严重了，倒是常常为女儿的好成绩喜形于色呢。第威夫人有一段话让我们深受触动。她说：“时时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们，大家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品德，和他们的成绩单如何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曾几何时我们利令智昏地把这直白浅显的人生道理给忘掉了呢？（摘自2月10日《广州日报》作者刘付玲）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布思·塔金顿是20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作品《伟大的安伯森斯》和《爱丽丝·亚当斯》均获得普利策奖。在塔金顿声名最鼎盛时期，他在多种场合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在一个红十字会举办的艺术家作品展览会上，我作为特邀的贵宾参加了展览会。其间，有两个可爱的十六七岁小女孩来到我面前，虔诚地向我索要签名。　　“我没带自来水笔，用铅笔可以吗？”我其实知道她们不会拒绝，我只是想表现一下一个著名作家谦和地对待普通读者的大家风范。　　“当然可以。”小女孩们果然爽快地答应了，我看得出她们很兴奋，当然她们的兴奋也使我备感欣慰。　　一个女孩将她的非常精致的笔记本递给我，我取出铅笔，潇洒自如地写上了几句鼓励的话语，并签上我的名字。女孩看过我的签名后，眉头皱了起来，她仔细看了看我，问道：“你不是罗伯特查波斯啊？”　　“不是，”我非常自负地告诉她，“我是布思·塔金顿，《爱丽丝·亚当斯》的作者，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　　小女孩将头转向另外一个女孩，耸耸肩说道：“玛丽，把你的橡皮借我用用。”那一刻，我所有的自负和骄傲瞬间化为泡影。从此以后，我都时时刻刻告诫自己：无论自己多么出色，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摘自2月8日《今晚报》作者尹玉生）

忘我追求 　　1858年，瑞典的一个富豪人家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不久，孩子染患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瘫痪症，丧失了走路的能力。　　一次，女孩和家人一起乘船旅行。船长的太太给孩子讲船长有一只天堂鸟。孩子被这只鸟的描述迷住了，极想亲自看一看。于是保姆把孩子留在甲板上，自己去找船长。孩子耐不住性子等待，她要求船上的服务生立即带她去看天堂鸟。那服务生并不知道她的腿不能走路，而只顾带着她一道去看那只美丽的小鸟。奇迹发生了，孩子因为过度地渴望，竟忘我地拉住服务生的手，慢慢地走了起来。从此，孩子的病便痊愈了。女孩子长大后，又忘我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最后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她就是茜尔玛·拉格萝芙。（摘自《年轻人》第2期作者佚名） 关心总统的私事就是关心自己 　　《环球时报》2月7日刊登牟丕志撰写的文章说，这几年，克林顿又风光起来，媒体对他也是褒奖有加。他在任总统期间，闹出的绯闻是举世瞩目的热点，几乎家喻户晓。克林顿也从此麻烦缠身，尴尬得很。中国人大多是以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这种事。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美国人认为总统的隐私不仅仅是个人隐私，总统大权在握，一言一行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总统的个人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克林顿既然当了总统，担负起治理国家的使命，对他的要求就得苛刻些。一般老百姓的“性丑闻”，美国人就不那么当回事；克林顿是总统，总统的道德问题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老百姓这么想，司法、监督部门也不敢怠慢，正式传唤克林顿，克林顿只得乖乖地按时出庭，最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招”了。我觉得，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并非小题大做，并非猎奇、制造新闻，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美国人是极其聪明的，他们善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试想，假如一个总统道德上靠不住，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关心总统的隐私，实质是关心自己。 哲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有这样两口子，第一次吵架，她心里就隐约出现“离婚”。只是她听说，幸福之家是吵架声比邻居低一些的家庭，因此才没把这点小别扭放在心上。　　第二次吵后两人开始冷战，在咬牙切齿和无所适从中，她发现杂志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幢因地基没打牢而发现裂痕的房子，你是修补还是拆掉？一桩有裂痕的婚姻，你是维修还是摧毁？修补濒于破裂的婚姻，比摧毁它要困难得多。　　不知过了多久，他俩又吵架了，她把“离婚”明明白白地提出来，且很快地到法院递了诉状。不久，她又从报上看到一段话：婚姻是件瓷器，做起来困难打碎容易，然而收拾好满地碎片却是件不易的事。她的心好像被鞭子抽了一下。婚后几年里，丈夫的习性、噪音和特殊的爱好已深深地烙在心中。如果分离，这些记忆的碎片该如何清理？不知“危房理论”和“瓷器说”哪一个正确，她几乎被弄昏了头。　　最后她终于明白，任何婚姻理论，都是抽象的，它们都是从某一角度看问题的，因此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甚至超过某一范围，它就会变成谬误。（摘自《东方女性》第1期作者袁建刚） 摔 门 　　3楼住着4户人家。这天刮风，“301”回家关门时，不小心用力过猛，加之风大，防盗门“砰”地发出一声巨响。恰巧“302”开门外出，被吓了一跳，一气之下重重地摔上防盗门。摔门声惊醒了正做美梦的“303”，不知发生了何事，开门一看，天下太平，便骂了一句，狠狠地摔上防盗门。此时归来的“304”多心是邻居摔自己，甚怒，遂玩命摔上防盗门，“砰”的一声，分贝超过前三声。　　几天来，这3家的摔门声此起彼伏，一声响过一声。莫名其妙的“301”心理不平衡了：这3家都这样解气地摔门，我要轻轻关门，那也太吃亏了，我也摔吧。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的4户人家已经不是当初的那4户了，但摔门的“习惯”依旧。（摘自《秋光》第1期作者史东方） 独立的青春 菲利普是老贵族后裔，家里很有钱。但我认识他却在巴黎左岸拉丁区一个有点破败的小阁楼里。他从大一开始就住在那里，一住六年。六年来他一直在索邦上学，现在是艺术史博士。他置身于弹丸之地，他说，等找份拿全薪的工作，贷款买间大点儿的。我心想，再大，恐怕也比不了古堡里堆放杂物的顶楼间。菲利普一眼洞穿我的心思，说，没错，我父母的家是有钱，可钱再多也是他们的，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是我，我的生活只能靠自己设定。他一副本来如此的淡定，反让我觉得自己的疑惑不那么顺理成章了。　　漂亮的莱雅出身下层，却与菲利普殊途同归。她是读到大二辍学，暂时来法语培训中心打工的，等攒足一笔钱，还会回校继续学业。莱雅如果留在父母家，也是能把大学念完的。但她不愿意。像许多法国青年一样，她高中毕业会考后就卷了行李直奔巴黎而去。法国一般大学只收注册费，但房租却是一项逃不掉的开支，巴黎尤其昂贵。她住进政府补助的学生公寓，靠课余给人做家教支撑这份已经降了一半的房租和生活费，最终难以为继。莱雅年轻轻的脸上总有抹不去的倦意，她是用积累倦意来积累独立的本钱，她嘻笑着说，其实青春就是穷。　　青春等于穷，果然是吗？穷是因为独立，独立则包含自由与征服。记得我曾经的学生阿历山大说过一句话：留在父母身边，你就像幸福的囚徒失去了自由——塑造你自己的自由。（摘自2月18日《文汇报》作者鲁娃） 糟糕透顶之后 海难中唯一的一个幸存者被海水冲到了一个无人小岛上。他每天到海边遥望是否有船只经过，但是经常失望而归。无奈中，他用海上的浮板建造了一所小房子来遮风挡雨和存放他仅有的一些物品。　　有一天，当他找到食物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小房子着火了，浓烟直冲天际，所有的财产付之一炬。他悲痛欲绝，大喊：“老天，你为何如此对我！”发泄了一番后，他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他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原来是一条船停靠在小岛旁，而且是来救他的。　　他连忙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他们回答：“因为我们看到了你放的烟火信号。”　　所以，不管情况变得多糟糕，我们都不要失去信心。总会有时来运转的机会。　　（摘自2月18日《环球时报》郭言编译） 《四郎探母》显示文化的力量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100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当戏中演到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儿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70度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摘自《知识文库》第2期作者龙应台） 细 节 在深圳赴朋友之约，于一酒家见面。其时正值盛夏，走进清凉世界，顿觉爽快无比。但几位女士却连呼太冷吃不消。服务员恰到好处地为每位女士送上了一款披肩，女士们称赞酒店的服务到位。　　返沪不久，我去东方医院看望病人，正巧碰到一位护士拿着指甲钳，在一张张病床前询问谁要剪指甲。这令我想起一件往事，也是在一家医院，有位老人想剪指甲，因所有病友都未带指甲钳，最后只能作罢。没想到，东方医院却有这么一个服务项目。　　细节铸就完美。一个单位如此，一个人当也如此。日前去上海玛亚克集团采访徐理福董事长和夫人邹莉，他们热心关注贫困家庭学子的细节，让我萦怀。那是一次按惯例的介绍，主持者让学子汇报各自家庭的困难情况，徐理福夫妇当即阻止，他们不愿意看到资助对象由此　　产生自卑心理，觉得不能再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他们说，助学并不是怜悯，也不是施舍，而是出于自己的真心，再三劝慰学生不要有感恩心理，认为这是应有的社会公德。, 　　细节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则能反映出一个人深层次的修养，它能代替财富，弥补缺陷，提升你的竞争力。通过细节来评价一个人，不失为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　　（摘自2月21日《新民晚报》作者尹学尧） 非走不可的弯路 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小路若隐若现，召唤着我。　　母亲拦住我：“那条路走不得。”　　我不信。“我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还有什么不信？”　　“既然你能从那条路上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　　“我不想让你走弯路。”　　“但是我喜欢，而且我不怕。”　　母亲心疼地看我好久，然后叹口气：“好吧，你这个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走，一路小心。”　　上路后，我发现母亲没有骗我，那的确是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有时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走过来了。　　坐下来喘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朋友，自然很年轻，正站在我当年的路口，我忍不住喊：“那条路走不得。”她不信。　　“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我也是。”　　“既然你们都从那条路上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　　“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但是我喜欢。”我看了看她，看了看自己，然后笑了：“一路小心。”　　我很感激她，她让我发现自己不再年轻，已经开始扮演“过来人”的角色，同时患有“过来人”常患的“拦路癖”。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炼出钢筋铁骨，怎能长大呢？（摘自2月22日《广州日报》作者张爱玲） “由壶变罐”的启示 相声演员戴志诚在谈到相声创作出精品、出新品难时不无感慨地说：“本来你拿了个壶，第一次会要你把壶嘴卸了，第二次说壶把不好看，第三次把盖去了，到最后，就剩下罐了，那时才能上电视，观众再看，说那不叫东西了。”由戴志诚描述的“由壶变罐”，想到了时下那些勇于创新思维、敢于创新行为的同志们：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壶”，可讲多了被领导封住了“嘴”，建议多了被领导抓住了把柄，去掉了“把”，最后也只落下个“不叫东西”的可悲下场。受到种种压制，再三遭受“封嘴”、“掉把”、“去盖”等种种苦刑之后，这些“壶”形人不再有什么雄心壮志。他们尽量避免说新话，做新事，只讲别人说过的，上级讲过的，没出过问题的大话，空话；只做过去工作的“克隆”，别人工作的“模拟”，上级《通知》的通知，久而久之，就真的变成“罐”了。（摘自《党政干部论坛》第2期作者关荣金刘章云） 号 称 这些年社会上流行“号称”。什么都可以被“号称”一下。　　某商品房对外“号称”已经销售了90%。而实际情况只销售出20%。　　某杂志社对外“号称”发行了十万册。而实际情况，只印了六千册。　　某公司对外“号称”自己拥有资产三个亿，而实际情况，却是负债五千万。　　某汽车厂“号称”自己的新型轿车供不应求，而实际情况却是库存一万多辆。　　至于果农“号称”自己的西瓜是来自美国的种。菜农“号称”自己的蔬菜是南非货。卖河虾的“号称”自己的水产品来自太平洋……这类号称在社会上更是数不胜数。　　号称已经把吹牛、胡编、夸大、隐瞒、欺诈纠合在了一起，并合理地进行着掩饰。　　（摘自2月17日《羊城晚报》作者星竹） 好日子怎么过 都说穷日子难过，我从不怀疑这种说法。我过过穷日子。在做知青的时节，常用盐水拌饭吃。那样的夜，非常非常地漫长。　　好日子不好过，这是从前没有想到的。因为什么叫做好日子，很难界定。温饱不愁了，还有山珍海味呢？别人能够吃到，我不能够吃到，就不觉得自己的日子好。你有住房了，那边却竖起了别墅；公共汽车不拥挤了，大路上却跑过一辆辆私人的豪华轿车；你开始吃肉了，时尚标榜的却是吃野菜；你穿得整整齐齐了，流行的却是穿得越少越好；你的工资提高了，有人赚钱却是成百上千万。因此，我们的耳朵里，听到的一片声音，都是说：现在的日子真是难过！　　好日子是难过得多。好日子弹性太大，物质太多，信息太多，诱惑太多，个人的选择却比穷日子还要少，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而在穷日子里，发自内心的要求就是吃饱肚子。在贵州的偏远山区，在小凉山的深处，到处都可以看到，大人和小孩子，只要吃饱了，就会很安详地坐着晒太阳，甜蜜地打盹，万事不挂心。目光温和得如新生羊羔。穷日子固然难过，但容易满足。穷日子难过的是肚子，好日子难过的是心情。心情好不起来，吃了什么都白吃。　　原来，好日子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好日子是皮囊，须得人为地填充灵魂。这灵魂哪里来？读书得来，修养得来，智慧得来；安静中得来，爱意中得来，松弛中得来；不烦躁的时候得来，不虚荣的时候得来，不贪婪的时候得来；懂得珍惜的时候得来，懂得尊重他人的时候得来，懂得维护健康的时候得来。好日子就在自己的手中，像泥鳅，要有把握的技巧。偏偏就是这个技巧，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真叫人难过。（摘自2月22日《现代女报》作者池莉） 爱斯基摩人捕狼 爱斯基摩人捕猎狼的办法很特别，也很有效。严冬季节，他们在锋利的刀刃上涂上一层新鲜的动物血。等血冻住后，他们再往上涂第二层血。再让血冻住，然后再涂……如此反复，很快刀刃就被冻血坨藏得严严实实了。　　下一步，爱斯基摩人把血包裹住的尖刀反插在地上，刀把结实地扎在地里，刀尖朝上。当狼顺着血腥味找到这样的尖刀时，它们会兴奋地舔食刀上新鲜的冻血。融化的血液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在血腥味的刺激下，它们会越舔越快，越舔越用力。狼这时已经嗜血如狂，它们猛舔刀锋，根本感觉不到舌头被刀锋划开的疼痛。　　在北极寒冷的夜晚里，狼完全不知道它正在舔食的其实是自己的鲜血。它只是变得更加贪婪，舌头抽动得更快，血流得也更多，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雪地上。　　令人失去理智的，是外界的诱惑；而最终耗尽一个人精力的，却往往是他自己的贪欲。　　（摘自2月23日《环球时报》王悦编译）“公用”课本中的诚信伦理 今年暑假期间，我把小孙子送去澳大利亚悉尼插班读书。　　我到悉尼不久，就与一个名叫依莲的老太太熟悉了。在攀谈中我得知，依莲的孙女就在我的小孙子准备插班的那个学校读书，只是高一年级。

知道这件事后，我打起了算盘：向依莲的孙女借一套她上学年用过的各种课本，让小孙子在开学前对要学的内容有一个了解。原以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料想，老太太回答说，澳大利亚的课本是不属于学生自己的。所有班级的课本都要一届一届地传承，直到不能用为止。她孙女上学期用的课本，按规定在放暑假前就交还学校了。　　开学后第一天，孙子回家后，我翻看了他的书包，里面果然都是“旧课本”。然而，这些不知经过多少学生手、用了多少年的“公用”课本，除了蓝色封面上有些沧桑旧迹外，整个课本的内页几乎是簇新的。可能书中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前些年又插进了一些活页，那几张活页新得就像才插进去似的。　　我问孙子：“老师发课本给你时，有没有特地对你说了什么？”孙子告诉了我老师说的话，竟是那样的简洁明了：“让你下届学生对你的信任，从给他一本虽旧如新的‘公用’课本做起。”　　后来，小孙子对待“公用”课本的态度，也让我感喟不已。过去，在国内读书时那种理所当然、大大咧咧、对课本命运毫不在乎的动作，不知不觉中已离他而去，代之以读书时先洗手，然后才用干净的手轻轻地小心翻看书页，对“公用”旧课本呵护有加。　　澳大利亚推出“公用”课本举措，原意出自“环保”考虑。但随着“公用”课本的届届相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诚信意识从小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中，并训练出了国人不能去干损坏诚信文明错事的人生道德理性。 （摘自《书屋》第1期作者张艳芳） 有一种安全是虚假的 二战结束后，英国皇家空军统计在战争中失事的战斗机和牺牲的飞行员以及飞机失事的原因和地点。其结果令人震惊，夺走生命最多的不是敌人猛烈的炮火，也不是大自然的狂风暴雨，而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　　更令人们不解的是事故发生最频繁的时段，不是在激烈的交火中，也不是在紧急撤退时，而是在战斗机完成任务，凯旋归来，即将着陆的几分钟里。　　但是心理学家对这个结果丝毫不惊讶，他们说这是典型的心理现象。在高度紧张过后，一旦外界刺激消失，人类心理会产生“几乎不可抑制的放松倾向”。飞行员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精神高度集中，虽然外界环境恶劣，但由于大脑正处于极度兴奋中，反而不容易出纰漏。　　在返航途中飞行员精神越来越放松，当他终于看到熟悉的基地，自己的飞机离跑道越来越近时，他顿时有了安全感。然而恰恰是这一瞬间的放松，酿成大祸。因此人们管这种状态叫“虚假安全”。　　在人生的路上，也有很多“虚假安全”。当成功近在咫尺的时候，千万别放松警惕。　　记住，没有取得的成功，不是你的成功。　　（摘自2月25日《环球时报》王悦编译） 懒惰的智慧 犹太人汉弗特在加拿大渥太华开设了一家豪华宾馆，处事甚为“懒惰”，凡是能吩咐别人为他干的事，他绝不亲躬。宾馆业务虽然繁忙，他却整天悠闲自在。年终时，他让宾馆分别评选出10名最勤快和10名最“懒惰”的员工。汉弗特叫人把10名“懒惰”的员工叫到他的办公室。这些员工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老板肯定会要我们滚蛋。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进门，汉弗特就说道：“恭喜各位被评为本宾馆最优秀的员工。”他们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着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的表情，汉弗特招呼他们坐下后，笑着慢慢解释道：“据我观察，你们的‘懒’突出表现在总是一次就把餐具送到餐桌上，习惯于一次就把客人的房间收拾干净，一次就把工作干完，讨厌多走半步路，讨厌做第二次。因而　　在别人眼里你们整天闲着，在偷懒。但依我看，最优秀的员工全无例外的都是‘懒汉’，因为他们‘懒’得连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懒得去做。而勤快员工的‘勤’，大多表现在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不在乎把力气花在多余的动作上，做一件事不在乎往来多少趟，花多少时间，这样能有效率吗？”人正是懒得推磨，才发明了风车；懒得走路，才发明了汽车；巧于懒惰的人，身上常常闪烁着创造的火花。（摘自《星火》第1期作者杨楚民） 自信者的求助 　　50岁那年，在公司当秘书的伊迪丝姨妈被诊断患有很难治愈的心脏病。对于这样的打击，寡居的伊迪丝姨妈不肯轻易就范。她去图书馆查阅有关医学报告，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了一篇介绍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著名心脏病外科大夫迈克尔·德贝基博士的文章。文章说，德贝基博士挽救过患有同样病症的一位病人的生命。但他收取的费用相当高昂，远非伊迪丝姨妈所能支付得起的。　　但兴许博士能给她介绍一位收费她承担得起的医生吧？于是，伊迪丝姨妈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了她想活下去的几个理由：她有三个孩子，他们需三四年的工夫才能自立；她本人自打做小姑娘起就梦想周游世界。信中没有一句哀怨乞怜的话，有的只是热情、幽默和生活下去的欢乐。她寄出了信，并不期望真的会收到答复。　　几天之后，伊迪丝姨妈收到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您那封美丽的来信深深地打动了我。如果您能来休斯敦，我们可以免收您的住院费和手术费。迈克尔·德贝基”。七年过去了，伊迪丝姨妈足迹已遍及世界各地，她的三个子女个个都幸福地成了家，而她本人，仍然充满活力。（摘自2月24日《北京晚报》作者赵焕新） 阴 影 　　“中日甲午战争十大忠烈将领”之一的邓世昌，在中日黄海大战中，眼看战局逆转，指挥已多处受伤的“致远”舰全速撞向日舰“吉野”。在邓世昌坠海之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称：“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近日看到这样一则记述，当他坠入海中之后，他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士兵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　　这里的“义犬”出现，说明邓世昌在军舰上养过宠物遛过狗。而据姜鸣先生说，在军舰上养狗本为《北洋海军章程》所不许。　　又据姜鸣所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一书介绍，同为“中日甲午战争十大忠烈将领”的丁汝昌、刘步蟾，他们的兵败殉国，都是服用大量鸦片而死。大敌当前，不去抓紧秣马厉兵，却在军舰上存放大量鸦片，这一点，也曾为后人所诟病。　　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研究110年前那场战争时，的确发现了北洋水师在部队管理、人员　　素质、精神状态和战略战术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且不说宏观上的“专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大道理，仅此一端，就已经铸就了北洋海军失败的命运。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涌现了多少叱咤风云、慷慨悲歌的英雄，谁也不好说他们都是白璧无瑕、一尘不染的完人，但他们毕竟曾经给人们以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作为后人的我们，无须在彩旗下寻找阴影，毕竟我们不能一切都寄望于英雄。　　（摘自2月25日《文汇报》作者安立志） 治疗心痛的创可贴 　　“妈妈，您在忙什么呢？”还不到6岁的女孩，好奇地问妈妈。　　“给邻居家的阿姨做饭。”　　“为什么？”　　“前几天阿姨失去了心爱的女儿，现在很伤心。我们这几天要好好照顾她。”　　“为什么需要我们照顾呢？”　　“阿姨以后不能和她的女儿一起做她们喜欢做的事情了，很可怜。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做饭和料理家务也会变得很困难的。女儿，你能不能也帮妈妈想想其他能帮助阿姨做的事情呢？”　　女孩听到妈妈的提议，认真地思考了良久。突然，她走到邻居家敲响了门。　　一脸憔悴和疲惫的邻居开了门。　　“有什么事吗？”邻居问道。　　“听妈妈说，您因为失去了女儿，非常痛苦……”女孩羞涩地把攥在手里的创可贴递给了邻居。

“阿姨，把这个贴在胸口吧，那样你的心就不会痛了。”　　邻居突然哽咽起来，泪水夺眶而出。她抱住女孩说：“谢谢，这个创可贴会治好我的伤口的。”　　（摘自《海外文摘》第3期尘香编译）犹太人成功的奥秘 据史料记载，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奖算起，至1973年，共颁奖411个，其中犹太人获奖65个，在得奖人数中占15.8%。而全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约为1600万，在世界总人口60亿中，所占比例不足0.3%！如此高的得奖比例，是世界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犹太人在科学、哲学、文学、经济、艺术等方面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犹太人》一书向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得从犹太人的历史说起。大约在公元前19世纪，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离开两河流域来到巴勒斯坦，在此定居了1000多年，直到公元135年被罗马人逐出巴勒斯坦，开始了长达1800余年的流散生活。在长期的流散生活中，犹太人为了信仰，为了生存，非常注重学习，始终把对子女的教育视作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他们明白，在异国他乡没有文　　化知识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资料显示，世界上任何角落，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总是最高的。　　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尽管经济非常困难，但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6%以上，超过了当时的美、苏、英、法等国。同时，政府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规定16岁以前的青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为以色列培养了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为这个年轻国家创造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自2月28日《古籍新书报》作者陈景群） 短文的分量 文章的分量不是以字数多寡篇幅长短衡量的。当年梁启超向清华研究院推荐陈寅恪为导师，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问：“那他总该有大著吧？”答：“也没有著作。”曹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对曰：“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长短不是评判文质的标准。文章的分量最终取决于其思想是否深邃、观念是否正确、情感是否充沛、言辞是否精彩。相同的道理还存在于文学领域之外。　　费米是20世纪一位泰斗级的物理学家，有一次揶揄他的学生、195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塞格瑞：“如果把你的全部成果拿去和狄拉克（量子力学家）的一篇论文交换，你不仅不吃亏，还会大赚一笔。”塞心里尽管不舒服，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他反唇相讥：“别看老师您贵为泰斗，若把您全部的工作拿去与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交换，你也是大有赚头的。”费米听后，哈哈大笑。（摘自1月11日《文汇报》作者介子平） 流传百年的契约 一个富甲一方的农场主深爱着他的儿子。然而，一次意外中，他的儿子坠崖而亡。农场主伤心欲绝。为了能够天天“看见”儿子，他在庄园里垒了一个小坟冢。这一年是公元1797年。　　几年后，他家道中落，不得不转卖自己的庄园。出于对儿子的爱，他对承买人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儿子的坟墓必须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并且，将这一要求郑重地写进了契约。　　多少年过去了，土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孩子的名字都流失了。但是，这个无名孩子的坟墓在一张又一张契约的保护下完好无损。　　一百年后，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格兰特将军的陵园。纽约市政府遵守关于墓地的契约，把这个无名孩子的坟墓保留下来。格兰特将军就安置在这个无名孩子墓旁。1997年，时任纽约市市长的朱利·安尼来到格兰特将军陵园，隆重纪念格兰特将军逝世一百年。与此同时，市长作为土地主人的代表亲自签约，承诺让无名孩子墓永远存续下去。　　墓地上的百年契约应作为一方神位牌，树立在每一个丢失诚信的人的心里，时刻鞭策，一生警醒。（摘自《黄种人》第1期作者陈志宏） 心灵先到达那个地方 美国西部的一个乡村，有一位清贫的少年,每当有了闲暇，他总要拿出祖父在他8岁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那幅已被卷了边的世界地图看。　　15岁那年，这位少年写下了他的《一生的志愿》：“要到尼罗河、亚马逊河和刚果河探险；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乞力马扎罗山和麦金俐峰；驾驭大象、骆驼、鸵鸟和野马；探访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一世走过的道路；主演一部《人猿泰山》那样的电影；驾驶飞行器起飞降落；读完莎士比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谱一部乐曲；写一本书；拥有一项发明专利；给非洲的孩子筹集100万美元捐款……”　　他一口气列举了127项人生的宏伟志愿。毫无疑问，那是一场壮丽的人生跋涉。44年后，他终于实现了《一生的志愿》中的106个愿望……他就是上个世纪著名的探险家约翰·戈达德。当有人惊讶地追问他是凭借着怎样的力量，让他把那许多注定的“不可能”都踩在了脚下，他微笑着如此回答：“很简单，我只是让心灵先到达那个地方。随后，周身就有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接下来，就只需沿着心灵的召唤前进好了”。（摘自2月20日《福建日报》作者马玉慧） 失礼，没有理由 在查尔斯小的时候，他常在父亲开的杂货铺里帮忙。杂货铺里有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对妻子不忠的事；从道德上来讲，他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查尔斯对这个人的人品也有所耳闻，所以与其他孩子一样，对他很不尊重。孩子们称呼其他成年男性都是“某某先生”，而对于这人他们却只愿意称他为“乔”。　　查尔斯的父亲有一天听到了儿子与“乔”的对话，于是便把儿子叫到了办公室里。儿子向父亲解释，“先生”一词是留给值得尊敬的人的，而那个家伙他不配！　　“他配不配是他的事，而你这样对待他是你的问题，现在失礼的是你，年轻人！”父亲说，“对另一个人有看法不是你失礼的借口！”　　是的，失礼时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人。同样，无礼地对待那些该轻蔑的人，也会降低我们在善良人眼中的地位。　　（摘自2月28日《环球时报》作者鲁贝尔·谢利编译刘俊成） 感谢那只手 曾看到这样一则小故事：感恩节前夕，美国芝加哥的一家报社向一位小学女教师约稿，希望得到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画的图画，图画的内容是他想感谢的东西。　　孩子们高兴地在白纸上画了起来。女教师猜想这些贫民区的孩子们想要感谢的东西很少，可能大多数孩子会画餐桌上的火鸡或冰淇淋吧。　　当小道格拉斯交上他的画时，她吃了一惊：他画的是一只手。　　这是谁的手？这个抽象的表现，使她迷惑不解。孩子们也纷纷猜测，这个说：“这准是上帝的手。”那个说：“是农夫的手，因为农夫喂养了火鸡。”　　女教师走近小道格拉斯———这个皮肤棕黑、又瘦又小、头发曲卷的孩子面前，低声问他：“能告诉我你画的是谁的手吗？”　　“这是你的手，老师。”孩子小声地回答。　　她这才想起，在放学后，她常常拉着孩子们黏乎乎的小手，送他们走一段路。小道格拉斯的家很穷，他破旧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老师这只手对小道格拉斯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要感谢它。　　关爱、信任和鼓励——对很多人来说，也许这种给予是微不足道的。可它的作用却常常难以估量。（摘自《西郊人月刊》第2期作者佚名） 聪明的放弃 电视上有一个娱乐节目，内容就是数钞票比赛。　　主持人拿出一大沓钞票。这一大沓钞票里面，有大小不一的各类面额，按不同顺序杂乱重叠着。游戏让现场选拔四名观众进行点钞比赛。看这四名参赛的观众在规定的三分钟内，谁数得最多，数目又最准确，那么，他就可以获得自己刚刚所数得的现金。

游戏开始了，四个人开始埋头“沙沙沙”地数起了钞票。当然，在这三分钟内，主持人是不会让你安心点钞的，他拿着话筒，轮流给参赛者出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来打断他们的正常思路，并且，必须答对题目才能接着往下数。几轮下来，时间就到了，四位参赛观众手里各拿了厚薄不一的一把钞票。主持人拿出一枝笔，让他们写出刚才所数钞票的金额。　　第一位：3472元。第二位：5836元。第三位，也数出了4889元的好成绩。而第四位，只数出区区500元。　　主持人把四名参赛观众所数的钞票重数了一遍，正确的结果分别是：3372、5831、4879、500。也就是说，前三名数得多的参赛观众，分别多计了100元、5元、10元，距离正确金额，都只是一“票”之差。只有数得最少的第四位，才完全正确。　　得到这样出乎意料的结果，台下的观众先是沉默，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时，主持人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自从这档节目开办以来，从来没人能超过1000元。　　全场观众若有所悟。主持人最后说：“有时，聪明的放弃，其实是经营人生的一种策略。”（摘自《中年人》第3期作者唐慧忠） 加拿大睿智感言 　　□信任是种美德，但怀疑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如果你已经发现了问题，就离答案不远了。　　□普通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智者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傻瓜不从任何错误中吸取教训。　　□骗我第一次，是你的羞耻；骗我第二次，是我的羞耻。　　□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复历史。　　□只有傻瓜才用双脚去试河水的深浅。（摘自2月25日《环球时报》盛森编译） 规 矩 约翰又一次将车送到城里一家大的经销商那里维修。取车时，负责接待的小姐告诉他修理费达数百美元。约翰说道：“好吧，不过我要先试车，看看是否真的修好了。”　　“可以，不过，您要先付修理费，才能把车开走。”　　对他们公司来说，约翰可是位大客户，他私人每几年就从这里购买一辆新车。此外，约翰供职的集团每年也经约翰的手从这家经销商购买四五辆车。为此，该经销商专门指派一名销售人员对其跟踪服务。　　接待小姐对他的情况一清二楚。所以当约翰听到让他先付费后取车时，简直难以置信。　　“等一等”，他说道，“你是说，我不先付费，就不能把车开走？”　　“十分抱歉，先生。可是，我不能坏了公司的规矩！”小姐说道：“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也毫无办法。”　　小姐并非有意刁难，但如此做法的确让约翰不快。　　约翰怒气冲冲地给经销商打电话，他吼道：“你难道不相信我会付这区区一笔修理费吗？简直可笑！”经销商弄清事情的缘由后，马上向他道歉，保证尽快妥善处理这件事，并亲自将车交给了约翰。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经销商从此再也没有跟约翰做一笔生意，并断言：“约翰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卷铺盖回家，他已经变成一个没有规矩的人了！”果然，没过多久，约翰因为回扣问题东窗事发，被炒了鱿鱼。这件事，几乎让所有认识约翰的人大吃一惊，同时，也佩服经销商的预言。（摘自《涉世之初》第2期A刊作者梁宇） 不会告诉母亲的事 高三那年的一个周末，母亲给我带来一盒营养液。母亲说：“听人家说，这东西补脑子，喝了它，准能考上大学。”营养液是母亲卖了手镯买的。母亲走后，我当天晚上便被送进医院。原来，母亲带来的那盒营养液是伪劣产品。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母亲欣慰道：“那营养液还真不白喝呀，当初你爸还怕人家骗咱呢。”我使劲地点着头。　　一个炎炎夏日，正读大学的我收到一个来自家里的包裹，打开才发现里面装的是5个煮熟的鸡蛋，经过千里迢迢的邮途，早已变质发臭。原来，前些日子家乡正流行一种说法，说母亲买5个鸡蛋，煮熟了送给儿女吃，就能保儿女的平安。回家时母亲问我鸡蛋是否坏了，我笑着说：“没有，我一口气都吃了。”　　毕业前，母亲给我女朋友寄来了一条红围巾。后来，我们分手时我问她：“那条红围巾呢？”“那破玩意我早扔了。”我心里充满悲哀。而我送给妻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跟母亲那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并告诉她是母亲买的，妻很珍惜。后来，母亲曾自豪地跟很多人说：“一条红围巾，一下子就帮儿子拴住了一个好媳妇……”母亲是爱我的，而我能给予母亲的最大安慰就是——让母亲知道正是这爱成就了儿子的人生幸福。所以这三件事的真相我决定永远不告诉母亲。（摘自《夕阳红》第3期作者林学） 意味深长的宽容 田绿萍的丈夫沈毓珂是朱德同志的秘书，田绿萍因此和康克清相熟。她在《老人天地》第3期上撰文回忆道：粉碎“四人帮”后，一度有规定，紧跟“四人帮”干坏事受审查的人不能加薪，于是，在“文革”中揭发批斗朱老总的那些人，都有些发憷。他们惴惴不安地来找康克清，有的哭诉，有的编出自己如何曲线保护老人的话，更有恬不知耻者，拿着不当的理由，还在老人面前表功。而谁什么样，康克清心里明镜似的。但她涵养敦厚，成于中而不形于外，对他们不说一句刺伤的话。当组织上派人向她了解某某造反派在“文革”的表现时，她不提那些人对朱老总和她的恶劣行径，而叮嘱调查人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一个人。　　事后听说整过他们夫妇的人都加了工资，我问康大姐为什么那样宽容？是被那些人的假相迷住了，还是见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而可怜他们？康克清严肃而平静地说：“‘文革’中说错话、办错事，有认识问题，也有个人品德问题，同时也是当时的客观环境所致。”她顿了一下接着说：“别忘了那时是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招牌行事的，谁敢不听！谁敢不信！认识不清干错事，是教育问题，不能用不加工资惩罚。品德问题主要靠自己去提高，惩罚解决不了问题。多年不加工资了，拉家带口，大家都够困难的。”听罢，我沉思良久，这是一颗多么善良的心，多么宽阔的胸怀啊！ 额外的那个苹果 额外的那个苹果决定了所有苹果的价格；如果少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上涨；如果多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下跌。——《泰晤士报》前总编威廉·里斯-莫格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比作“额外的那个苹果”。　　在小学课本和中小学读物中，做家务的人永远是妈妈。——南开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袁辛副教授认为性别平等意识、两性价值观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一直是空白。　　如果我总是穿着袜子，脚的感觉就会变得迟钝。——日本“袜子屋”董事长越智直正每天赤脚，因为他要试穿袜子，以判断品质的好坏。　　（摘自3月4日《羊城晚报》） 最严厉的惩罚 克利夫·巴罗斯是比利·布雷汉姆牧师团的负责人。他讲述了自己教育子女的一个故事。　　当时他的儿子鲍比和女儿贝蒂还很小，做了错事。克利夫警告说，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处罚他们。第二天下班，克利夫发现一对儿女故技重演。克利夫很恼火，但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又心软了，他不忍心处罚他们。　　克利夫对我说：“鲍比和贝蒂都很小。我把他们叫进房间，然后我解下自己的皮带，脱下衬衫，光着脊梁跪在床前，让他们每人用皮带抽我10下。　　“你想像不到他们哭得有多伤心，那是发自内心的、悔恨的眼泪。他们不想抽打自己的父亲，但我们有言在先，犯了错就要受惩罚。我告诉他们，处罚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父亲我决定替他们承受。我坚持要他们用力打满20下。两个孩子边打我，边痛哭，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时还难过。“从那以后，我甚至再没打过鲍比和贝蒂，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但不会因此而忽视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总是非常听话，不是怕被罚，而是出于对我的尊重和爱。”

（摘自3月4日《环球时报》王悦编译） 韩国人的“职责” 　　今年初，我应邀去韩国访问。短短几天时间，韩国人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特点，给我印象极深。　　在韩国全罗北道消费者协会分部，我们被挂在墙上的一副镜框所吸引，那里面只有9个字，分三行排列：交涉权、维护权、上诉权。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职责。”　　一天下午，我们到庆州一个公园游览，公园导游一边介绍，一边不时弯腰捡起地上的纸屑、果皮等杂物。我们见了很受感动，称赞其环保意识强，抱着“学雷锋”的想法，也跟着弯腰捡拾地面的杂物。谁知这下却引起了导游的不高兴。陪同的韩国同行这样给我们解释：这是她的职责，她应该保持公园的清洁。你们如果也跟着捡，就是批评她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她的上司看到了，会立即将她炒鱿鱼。　　一天晚上，我们乘飞机到济州岛，然后又乘车一个多小时直奔西归浦，到了旅馆才知道，原先预订的客房不够，只有日本榻榻米式房间可以住，而邀请我们的单位事先叮嘱接待人员，只能安排我们住中国式客房。我们不以为然，纷纷说：住一天日式旅馆也可以，我们不会有意见。而随行的金先生却说：“如果这样，你们就是批评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我将受到我上司的处罚，再次向你们道歉！”那诚恳的态度，真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我们一边宽慰他，一边随他又另行寻找合适的旅馆。那天告别晚宴是在《爱的奉献》乐曲中结束的。不知怎的，这首让我感动过无数次的歌曲，在异国他乡重唱时，突然间生出些许遗憾，觉得它与现实之间好像少了个什么环节，所以在国内总是唱的人多，奉献的人少；自己该尽的职责，很多人也要等别人来“奉献”。想了许久，觉得只要将歌词稍微一改——“只要人人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不再有大的遗憾，这样的歌也许会流传得更久远。（摘自3月6日《羊城晚报》作者陈宇） 守 诺 上高中时，一个男生开口向我借钱，而且张口就是借两元。在当时，这相当于我两个月的零花钱。我有些犹豫。因为人人都知道那男生家很贫穷。　　我的为难令那男生难堪。他低下头，说那钱急用，又说保证5天内归还。我只得答允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到了第5天，那男生竟没来上学。整个白天，我都在心里骂他不守信用。夜里快要睡觉时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叫我，打开窗，只见窗外站着那个男生。他的脸上淌着汗，手紧紧攥着，哑着喉咙说：“看我变戏法！”他把拳头突然松开，手心里展开了两元钱的纸币。　　后来，从那男生的获奖作文中知道，他当时借钱是急着给患低血糖的母亲买葡萄糖。为了如期归还借款，他天天夜里到北站附近的旱桥下帮菜农推菜。到了第5天拂晓他终于攒足了两元钱，乏极了，就倒在桥洞中熟睡，没料到竟酣睡了一个白天。醒来后他就开始狂奔，所有的路人都猜不透这个少年为何十万火急地穿行在夜色中。（摘自《青年博览》3月号作者王刚菊） “小王子”就在我身边 　　临睡前，我把《小王子》里的一幅插图指给5岁的女儿看：“这是个箱子，里面装了一只羊。”这是一本全球阅读率仅次于《圣经》的寓言。女儿一点也不奇怪地说：“羊现在是在吃草呢还是在睡觉？”我惊讶，孩子的内心跟童话是相通的，而老气横秋的我却“看”不到箱子里的小羊。　　某个周一的早上，我送她去幼儿园，她在地铁里把玩新买的漂亮小手套，下车时，却发现手套没了。我责备她“粗心，丢三拉四”，女儿神色黯然，接着小声说：“要是被小妹妹捡到了就好了。”我急急地回应她：“现在哪有小妹妹！”可她竟然说：“我喜欢小妹妹，就送给她戴吧。”我知道女儿先前曾不止一次地说家里要是有个小妹妹就好玩了。在这个气氛紧张的早上，女儿用惬意的想象驱赶着妈妈心中淡淡的不悦，我在脚步匆匆的人海中却无法理喻她这种温柔恬静的心境。　　以前晚上接女儿时，我喜欢问她吃了多少饭，喝了多少牛奶、水什么的，而女儿往往答非所问：“老师今天穿了一件黑衣服，上面有金黄色的小星还会眨眼睛呢。”受《小王子》浸染，我同女儿的谈话常这样开始：“给我看看你今天画的最满意的画。”“瞧你头上的蝴蝶（发卡）要飞起来了！”女儿说着眼里闪露出欣喜的光芒。　　大人确实和孩子注重的层面不同，大人注重数字，而孩子却发现了事物的特别之处。　　“小王子”就在我身边。慢慢地，我不再从铺天盖地的育儿丛书中复制育儿经，用道学士的面孔对待女儿。我知道拥有童心的母爱对孩子来说如长流不息的山泉，清澈而温馨，缠绵而悠长。　　（摘自3月10日《新民晚报》作者正平） 皮鞋来历的启示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都还赤着双脚走路。有一位国王到某个偏远的乡间旅行，因为路面崎岖不平，有很多碎石头，刺得他的脚又痛又麻。回到王宫后，他下了一道命令，要将国内的所有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他认为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还可造福他的人民，但即使杀尽国内所有的牛，也筹措不到足够的皮革，但因为是国王的命令，大家也只能摇头叹息。一位聪明的仆人大胆向国王提出建言：“国王啊！为什么您要劳师动众，牺牲那么多头牛，花费那么多金钱呢？您何不只用两小片牛皮包住您的脚呢？”国王听了很惊讶，但也当下领悟，于是立刻收回成命，改采这个建议。据说，这就是“皮鞋”的由来。想改变世界，很难；要改变自己，则较为容易。与其改变全世界，不如先改变自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培训的道理。（摘自3月8日《城市金融报》作者异言） “理想宫” 　　一位名叫薛瓦勒的乡村邮差每天徒步奔走在乡村之间。有一天，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他起身，发现绊倒他的那块石头的样子十分奇异。　　于是，他把那块石头放在了自己的邮包里。　　他回家后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用这样美丽的石头建造一座城堡那将会多么迷人。于是，他开始推着独轮车送信，只要发现他中意的石头都会往独轮车上装。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安乐的日子，白天他是一个邮差和一个运送石头的苦力，晚上他又是一个建筑师，他按照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维来垒造自己的城堡。　　二十多年里，在他的偏僻住处，出现许多错落有致的城堡，有清真寺式的，有印度神教式的，有基督教式的……当地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性格偏执沉默不语的邮差，在干一些如同小孩子筑沙堡的游戏。　　1905年，法国一家报社的记者偶然发现了这群低矮的城堡，这里的风景和城堡的建筑格局令他叹为观止。他为此写了一篇介绍薛瓦勒的文章，文章刊出后，许多人都慕名前来参观城堡，连当时最有声望的毕加索也专程参观了薛瓦勒的建筑。　　现在，这个城堡成为法国最著名的风景旅游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邮差薛瓦勒之理想宫”。　　在城堡的石块上，薛瓦勒当年的许多刻痕还清晰可见，有一句就刻在入口处一块石头上：“我想知道一块有了愿望的石头能走多远。”据说，这就是那块当年绊倒过薛瓦勒的石头。　　（摘自《知识文库》第3期作者佚名） 胡适的“脾气” 　　胡适虽然多以温文尔雅形象面世，但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　　1930年，《新月》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一听，来脾气了，他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　　1952年11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又发了一次“脾气”。他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此说颇有魏征骨鲠之风。

实际上，胡适从骨子里说，是个自由主义者，对当局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摘自3月9日《中华读书报》作者鲁民） 最好的椅子不能坐 留到今天，明代的黄花梨椅子，应该是最好的椅子了。两年前，我在一位收藏家家里，一下子坐在了明代黄花梨圈椅上的时候，在一边的女主人下意识地跳了起来。原来这椅子几乎不能再坐了，三百多年了，这木质已经老了。　　不单是最好的椅子不能坐，还有最好的瓷瓶，谁还会想到去插花呢？两年前，在香港拍卖出好价钱的一个雍正年的九桃瓶，据说之前在美国，被当作了灯座，幸好没在瓶座挖了洞穿电线。可它被拍卖了，它的命运，因此改变，它被送进了博物馆，再要见它也不容易了，不要说当灯座，要插花也不可能了。　　还有书画也是，书画是让人欣赏的，可惜书画被称之为最好的时候，要见一面也就难了。前段日子，藏在银行里的吴湖帆的一批画，因为浸水，打了一场官司。这官司结果如何，与本文无关，在这里想说就是这官司的出处，就是因为好的书画不能看，吴湖帆把画画得太好了，画到了不能让人看的地步，只有锁起来，藏起来了。也因此，就有了这一场双方都伤心的官司。　　人为自己坐着而创造的椅子，最终不能坐。这让人思量收藏的真正含义。（摘自3月13日《解放日报》作者陈鹏举） 树繁招风 小时，一个夏秋相交的午后，家门口的一棵柿子树被一场罕见的大风拦腰折断了。那棵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所以很是让人心痛。我问正在对树叹息的祖父，冬天风也好大啊，还那么冷，它怎么就没被吹断呢？祖父说，这树毁就毁在枝叶太旺，招风啊！随着经历渐多，我才慢慢体会到祖父话中的意味。　　柿子树在夏秋之际的断折，是因为它在最繁华的时节，背负了太多的沉重。而在深秋或寒冬，华叶落去，果实卸下，生命归于简单而平静，再面对风霜雪雨的袭击时，就显得无畏无惧，宁静泰然了。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智慧，有时就是一种去繁就简的境界。（摘自《涉世之初》第3期作者南北） 看摆哪儿 超市里的货架有许多格子。只有离顾客近的格子，上面的货物才好卖。而脚下和头顶格子里的货，被人光顾的次数就少了许多。　　展销会上，总是摆在最靠近人行道的货摊最先吸引人。而摆在角落里的摊位就差了些。货与货本来没有差别，但因为被摆在不同的地方而有了不同。　　不光是货物，人也是这样。　　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一个人怎样，应当靠自己的努力。但在一个具体单位，事情常常并非如此。我们见到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摆”得好而吃了香。而另一些人就是因为没被“摆”好，而一般般了。　　因此，许多人就悟出了道理，在具体的环境里被“摆”到哪，往往才是努力的目标，而不一定是真要干得怎么样。于是会钻营的人，就尽量去钻营，想法被人“摆”得好　　一点。有些人就不干正事了，专门走旁门左道。一个单位里，这样的人多了，也就失了公正感。　　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许多人的一生是因为被人摆错或摆对，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状况。为了能被“摆”得好一点，多少人不得不低下头来，拍马屁，献殷勤，说瞎话，日日做着嘴不对着心的事。因此，用人或提拔人时，最好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这是相当危险的。（摘自3月11日《羊城晚报》作者星竹） 赞美如良药 在南部非洲的巴贝姆巴族中，至今依然保持着许多优秀的生活礼仪和处世方式。譬如当族里的某个人因为行为有失检点而犯了错误的时候，族人便会让犯错的人站在村落的中央，公开亮相，以示惩戒。每当这种时候，整个部落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工作，从四面八方赶来。　　围上来的人们，会自动分出长幼，然后从最年长的人开始发言，依次告诉这个犯错的人，他曾经为整个部落做过哪些善事，哪些好事。每个族人都必须将犯错人的优点和善行，用真诚的语言叙述一遍。叙述时既不能夸大事实，也不允许出言不逊。对前面已经有人提及的优点和善行，后面的人不能再重复叙说。总之，每个人在叙说时，都要有新的发现，新的褒扬。整个“赞美”的仪式，要持续到所有的族人都将正面的评语说完为止。　　“赞美”的仪式结束以后，紧接着便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庆典在老族长的主持下进行，部族中的男女老少都要参加。人们要载歌载舞，用一种隆重而热烈的礼仪，来庆贺犯错的人脱胎换骨，改过自新，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实事求是的赞美，就像是一剂良药，能够愈合对方因为犯错而引发的心灵创伤和悔恨，除去心头的痼疾，矫正行为的错误，鼓舞改过的信心，点燃向善的正气。（摘自《知音·海外版》第3期作者李智红） 采 访 一名女运动员在奥运会比赛中获得一枚铜牌，记者采访她。　　记者：“你觉得你发挥出水平没有？”　　运动员：“发挥了，不发挥出水平怎么能获得铜牌？”　　记者：“获得铜牌，你有什么感想？”　　运动员：“我非常高兴。”　　记者：“除了高兴，还有没有别的感想？”　　运动员：“没有。”　　记者：“你有没有感到遗憾？”　　运动员：“没有。”　　记者：“大家都预计你会获得一枚金牌，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运动员：“获得铜牌我已经很高兴了。”　　记者：“难道你不想获得金牌？”　　运动员：“当然想。”　　记者：“现在只获得铜牌，你一定很遗憾吧？”　　运动员：“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很高兴，你为什么非要我遗憾不可？”　　记者：“对不起，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下届奥运会，如果你还能参加，你估计能获得金牌吗？”　　运动员：“我没想那么远，我只知道我获得了铜牌，本来高高兴兴的，你却不让我高兴，非要我遗憾，要我想金牌。我问你：为什么获得铜牌不能高兴？”　　记者：“好，你高兴，你高兴。”边说边悻悻地走了。（摘自《中外文摘》第6期作者杨萍） “证件”与人生 一个人，一生不知要有多少证件。　　当你呱呱坠地之后，医院给你以“出生证”。　　经过多年的学习、多次的考试，不同等级的学校颁发给你不同的毕业证：有小学的，有初中的，有高中的。大学毕业时，又有了“大学毕业证”。个别的高才生，经过继续深造，还可以得到“硕士证”、“博士证”。　　当你走上工作岗位后，又有了“工作证”，比如医生、护士有“执业资格证”，记者有“记者证”。　　有的人，工作勤奋、认真，在某些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就会荣获各种获奖证书，比如“五一劳动奖”、“特殊贡献奖”。有的人灵魂深处，暗藏着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种人窃取权力之后，势必要贪污、索贿、受贿。一旦东　　窗事发，等待他的将是极其可怕的“逮捕证”。经过三年五年或十多年的劳动改造，当他走出铁窗高墙之时，怀里装的是“劳改释放证”。当然，这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或者是各级的领导干部，都是好的，他们平平安安，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这时领到的又是“光荣退休证”。　　这许许多多的证件，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条人生之路，或崎岖，或平坦，或漫长，或短暂，或金光闪闪，或污秽肮脏……　　因此，面对复杂的现实，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擦亮眼睛，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否则，就会掉进自己或别人替你设下的陷阱内，一个令人心悸的“证件”让你的人生黯然无光。（原载《北京晚报》转摘自3月14日《学习时报》作者郭振亚）

差 距 　　GPS卫星定位不是什么新技术。前些天到法国采访，体验了一下法国的车用GPS导航系统，才发现这个东西带来的方便。在巴黎，当地的主人温经理开车带我们去吃饭。要去的地方他也没去过。只见他在GPS系统上输入了餐厅的地址，液晶显示屏上立刻清晰地标出了路线，我们一行人按照这个箭头的指示，不一会就分毫不差地到了目的地。温经理告诉我：整个欧洲，除了东欧一些国家，这个系统都可以派上用场，它可以带你到任何一个有门牌号的地方。　　在巴黎大巴车上的另一件事也颇让我感慨。导游告诉我们，巴黎交通规则规定，客车司机驾驶车辆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个司机一天好像只能连续工作6个小时。当时我就想，这个规定没有可操作性，警察怎么去判断他连续驾驶的时间呢？原来在车上有一张圆形的卡片，当一个司机上车后，必须输入自己的驾驶证代码，电脑会自动开始记录这个司机的驾驶时间、车速和行程。警察检查时只要抽出这张圆卡片，司机是否超时驾驶甚至是否超速驾驶等信息就一目了然。　　国内的汽车上不少也有GPS导航设备，但为什么这些设备成了聋子耳朵？我们长期以来都强调要跟踪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可能更重要。比如GPS，法国多数小汽车都安装了这个设备，费用是包月的，一个月大概要几十欧元。因此，开发GPS服务的公司收入颇丰，而有了利润就可以开发更多的新技术。相比之下，我国似乎还没有哪个公司靠GPS技术赚到钱。可见，我们与发达国家比，差距可能不仅仅在先进的核心技术，其实对技术的应用可能是更大的差距。　　(摘自3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萧然) 桃花心木 乡下老家前面的空地，租给人家种桃花心木的树苗。树苗种下来后，植树人总是隔几天才来浇水。他来的天数并没有规则，有时三天，有时五天，有时十几天来一次。浇水的量也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桃花心木有时就莫名地枯萎了，所以，他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补种。　　我起先认为他太懒，隔那么久才为树浇水。但是，懒的人怎么会知道有几棵树枯萎了呢？他说：“种树是百年基业，所以树木自己要学会在土地里找水源。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雨，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如果无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水生长，树苗很自然就枯萎了。但是，只要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树就不成问题了。”　　种树的人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每天都来浇一定量的水，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生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底，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可以存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是一吹就倒了。”植树者言，使我非常感动，想到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我们会养成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赖，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摘自《林清玄散文》作者林清玄） 免费食品风波 　　2003年秋，我到美国旧金山留学，租住在珍妮太太的家里。为了省时省钱，我常常早上煮一大锅饭菜，中午、晚上回来热一热就随便吃。　　珍妮太太见我吃得这么简单，建议我不如到Food Bank（食品银行）拿来吃，那不用花钱。　　她告诉我，所谓Food Bank，就是食品超市把客人买了而特意留下的食物集中在一块，以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当年圣诞节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从FoodBank抱回一大包食品，饱餐了一顿，还剩好多。　　第二天，珍妮太太发现其中的一块牛排有异味，她要我马上就去投诉。我说算啦，人家是白给的，还投诉什么。　　她很吃惊地问：白给就可以给变质的？若是你当老板，你可以把变质食品送给人家？　　我说虽然有点异味，但问题不大，我吃了一整天都没事，不必小题大做。　　她愤愤不平地问：“你今天吃了没事，明天别人吃了中毒怎么办？难道你要等死了人才投诉他们？你做人怎么这样自私！”说着又要我马上打电话。　　白吃了人家的还要投诉人家，这事我实在做不出来。　　她很生气地骂我做人太自私，然后抓起话筒，看了看食品袋上的电话号码，用她那又大又粗的手指狠狠地拨打了电话。　　大约10分钟后，一个侍者带着一袋牛排来了，他进门就连声向珍妮太太道歉说，圣诞节这几天，里边堆放的食品太多，他们还来不及清理，所以发生了这意外，请我们原谅。　　珍妮太太看着我，很得意地笑着，一副英雄凯旋的样子。（摘自《海外文摘》第3期作者蔡志芳） 富裕后的幸福 　　1980年，美国通过《新难民法案》，居住在纽约水牛城收容所的512名难民，成了美国的合法公民。他们大多是来自贫困国家的偷渡者，来美国的目的是寻求自由和幸福。　　2004年，新法案颁布25周年，这批得益于该法案的人搞了一次集会。他们承认自从成了美国公民，生活有了空前的改善，但是，幸福的梦想远远没有实现。　　霍华德·休斯是位法学博士，专门研究难民问题，他闻知此事，便展开了调查。下面是他对其中的几位所作的调查记录：001：水产商，初来美国时，在迈阿密的水产一条街做黄鱼生意，现已由原来的一间店铺，发展为连锁店。20年来，为挤垮竞争对手，未休息过一天，更未出外度过一天假。　　039：旧车经销商，住休斯敦郊外，别墅面积460坪，二楼为仓库，存旧车胎3600条、旧发动机420台。现有旧车7辆，改装的摩托车6辆。　　382：房产开发商，1995年之前，在13个市镇拥有房产开发权，因逃税被判一年六个月监禁，剥夺开发权，罚款8600万美元，现从事涂料进出口业务。　　495：中介商，一直从事海地、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等国的劳务输出工作，通过他，本家族60%的人在美打工或暂住，现和他一起居住的亲属14人。霍华德的调查报告被交到美国国务院之后，迅速被移交到移民部。没过多久，原纽约水牛城收容所的512名难民每人收到一个小册子，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着：一个穷人成为富人之后，如果不及时修正贫穷时所养成的贪婪，就别指望能跨入幸福的境界。（摘自3月18日《羊城晚报》作者刘燕敏） 原来可以如此豁达 看捷克影片《深蓝世界》，描写一批捷克飞行员在德军入侵之后，投放英军加入战场的真人实事。二次大战结束了，身经百战、历劫归来的男主角回到故乡，去他未婚妻的家，先看到他寄养的爱犬，与那爱犬相拥；接着看到正在晾衣服的未婚妻。未婚妻已成少妇，见到他先吓了一跳，接着掩面哭了，说早听说他死在了战场。　　男主角立即懂了，背着沉重的背包转身离开。走出门，一个小女孩坐在篱笆旁。当男主角的爱犬跟着走的时候，小女孩喊：“那是我的狗。”男主角愣住了，先问那小女孩的名字，再对自己的爱犬说：“不要跟我，留下来。”　　电影结束了。坐在一旁的女儿问：“他为什么不带走狗？他已经没了未婚妻，狗是他的，他为什么不带呢？”　　“他自己失去了，他不要那个小女孩也失去。”我拍拍女儿。女儿一脸懵懂的样子。　　我笑笑：“总有一天你会了解，天地原来可以如此广阔，爱原来可以如此豁达。”（摘自3月22日《现代女报》作者刘墉） 已成一种习惯 　　《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说，有19名韩国学生春节期间来到广东省麻风村，开展了为期10天的义务工作。在那里，他们热情地为村民收拾房间、帮助村民修葺房屋、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等。　　韩国学生的义举十分感人。在中国，不少人仍对麻风病怀有深深的恐惧，即便是治愈后的麻风病人也仍遭歧视和冷落。然而，这19名韩国志愿者却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自己挣钱做路费来到中国，和麻风村村民共度春节，这份异国情谊怎不令人感动。

其实，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记者采访时他们“轻描淡写”的回答。他们说，在韩国，为康复后的麻风病人服务是很正常的事情，而现在韩国已经消灭了麻风病，于是他们便来到中国当义工，继续帮助别人。这样的回答，虽然没有豪言壮语，但却更能引人深思。　　与我们一些志愿者赴国外开展活动前轰轰烈烈的誓师相比，这些韩国志愿者低调多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做义工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摘自3月15日《世界新闻报》作者朱慧松） 做人的成本 山村偶尔来了一位大员，象征性地吃了几口百姓的饭食，坐了一回百姓的炕头，那百姓就感动得什么似的，“人家是县里的大干部，握着我的手半天不撒开，一点也不嫌咱脏，还给咱点烟抽哩！”　　这让我想到了做人的成本问题。　　毋庸讳言，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做人的成本差异是相当大的。老百姓向老百姓问声好，那是起码的礼貌；官员向百姓问声好，就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老百姓起五更爬半夜拼命打工那是食人俸禄、尽人本分，而官员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就是夙兴夜寐、呕心沥血。还有，平头百姓不贪不占那是做人的基本规范，而一个官员在位几年也能做到不贪不占、廉洁奉公，那就可以颁发“廉政奖”。您看看？　　为官者做人成本低，获得评价高。如果就是这样，许多官人依然做得不能令百姓满意，就说不过去了。　　（摘自3月18日《南方日报》作者朱铁志） 一盏灯的学问 一位友人聊到这样一件事：在厦门老市区的某处小巷中经常发生抢夺案，派出所几次伏击，收效甚微。后一位毕业于某公安大学刑侦专业的片警，到那地段研究之后做了一件小事，该辖区的案发数即明显下降。　　那位片警所做的事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他经过勘查之后发现，那条小巷案件频发是因为光线昏暗且小巷幽深。因为灯光昏暗，行人较少，被害人很难注意到陌生人的接近，再加上小巷曲折，作案后容易逃逸，也就成为犯罪的多发地。在安了路灯之后，可视度好，再加上小巷原本就连通着两条繁华的商业街，往来的人多了，犯罪分子自然就不敢在此地轻举妄动了。　　事实上，那位警察在无意识中启动了犯罪建筑学这门学科在公共安全中的实际运用。（摘自3月21日《人民法院报》作者黄鸣鹤） 我们是群懦夫? 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曾抱怨不已。如果不是高考发挥不好，如果不是志愿填报不当，怎么也不至于被“扩招”进这么一所“三流学校”。　　这样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了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系里举办讲座，主讲人张教授，据说还是我们的师兄，现在是某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讲座的主题是“如何度过我的大学？”　　张教授开门见山：“听说你们有80%的人对自己的学校不满！是的，我为各位感到委屈和不公平！但是各位，你们既然读的是这所大学，就说明你们只配上这所学校，这是由你们的能力和智力等因素决定的！　　“如果说进这所学校，是你们人生的一次失败！那么，你们不去想办法解决已成定局的失败所带来的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找借口，这样，我不仅感觉到你们弱智、无能，还感觉到你们的虚伪，你们是群懦夫！”　　说到这儿，张教授走了。讲座不到5分钟，结束了。台下的学生，惨兮兮地离开。　　春节结束了，黑板上方多了一幅字：我们是群懦夫？3年来，每次开班会，班长都会带大家大声朗读3遍黑板上方的条幅：我们是群懦夫？　　终于，考研成绩出来了，我们班共60人，51人报考，51人上线！余下的9人，去年年底就相中了满意的“婆家”。　　大学毕业临近，大家一致要求辅导员再请张教授来做报告。张教授来了，报告依然很短，他只用了一句西方谚语：“没有失败，只有失败者。”　　掌声经久不息，为张教授，更为自己。　　（摘自3月25日《现代女报》作者唐子） 一句话的力量 前些时读到一则短文，说二战期间，英国小说家西雪尔·罗伯斯到伦敦郊外的一个墓地去祭奠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友，意外地看到一块新的墓碑，上面写道：“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枝蜡烛失去光辉。”奇异的语言，温暖了罗伯斯阴郁的心。起初还以为一定是哪位名家的名言，可回来以后怎么也查找不到来源。还是重返墓地才从管理员那里得知，长眠于那个墓碑之下的是一位年仅10岁的少年，几天前，德军空袭伦敦时不幸被炸弹夺去了生命。少年的母亲怀着极度悲痛为自己的儿子做了一个墓，并立下了那块墓碑。　　这句话，让西雪尔·罗伯斯顿生无法释怀的激情，顷时，写出一篇感人至深的短文。短文迅速传播开来，鼓舞了一批反法西斯青年为胜利执著向前。　　这句话后来还让一名叫布雷克的大学毕业生，毅然放弃多家企业的优厚招聘，拒绝亲友的劝阻，去了非洲，在那里照出一片亮地，终被联合国授予“扶贫大使”称号。　　这句话甚至还激励了一位老教师，也去点燃他的微弱蜡烛，去帮助一对百里以外的80岁无子女的夫妇；去牢房看望一位被判重刑的失足学生，让他重燃生活希望……这位教师就是我。　　这句话，不急不暴，不恐不怨，不浮不躁。一种正义的力量，一种由爱释放出来的母亲的力量，最强大也最平和。真正的强力，可以是这样。（摘自3月30日《今晚报》作者潘国本） 你的生活在这儿 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她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后，都要到一个富人家里打几个小时的零工。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听着，你并不在那儿生活。你生活在这儿，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只管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从父亲的这番话中，她领悟到了人生的四条经验：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自己；二、把握你自己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三、你真正的生活是和你的家人在一起；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你该是谁就是谁。在那以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摘自《星火》第2期作者刘军） 别错过天边的彩虹 一个孩子看到一枚闪亮的硬币躺在路边。他把硬币拾起来，紧紧握在手里，心里充满自豪和兴奋：“这枚硬币是我的了！而我什么代价也不用付出！”　　从此，这个孩子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喜欢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希望发现更多的珍宝。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生中他捡到了302枚1分硬币、24枚5分硬币、41枚1角硬币、8枚2角5分硬币、3枚5角硬币和一张破损的1元纸币——总计12元8角2分。　　捡到这些钱，虽然他什么代价也没付出，但他为此却错过了无数次壮丽的日落美景，几百次绚丽的彩虹；上百片在秋风中摇曳的红枫叶，上百个在草地上蹒跚学步的儿童；在碧蓝的天空飘过的白云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对他友好的微笑……太多的人和这个无知的孩子一样，被束缚在自己的习惯之中。为了几个铜板，错过了无数更有价值的珍宝。（摘自3月25日《环球时报》王悦编译） 老虎与牙签鸟 在自然界存在着许多奇妙的“共生现象”。越南北部森林里有一种小鸟，叫牙签鸟。它们的食物竟来源于老虎之口。原来，老虎吃了一些小动物之后，残留在牙缝里的肉丝肉渣难以剔除。当这些小鸟飞进老虎嘴里，甘当活“牙签”之际，老虎不仅不吃掉它们，反而大张着嘴让鸟去受用。人是大自然中最高级的动物，其“同生行为”就显得更加巧妙。没有制假者，也就没有售假者。和制假售假相似，行贿受贿，也是一对共同体。打“老虎”也不能放过“牙签鸟”，只有这样，才能标本兼治，还世界以清明和祥和。

（摘自3月29日《人民日报》作者郭振亚） 不想家的兵不是好兵 月光如水。　　枪刺在月光下闪烁出一道寒光。士兵威严地站立在哨位上。　　将军踏着月光走来了。身后跟着一大帮陪同和随从人员。哨兵以规整的姿势迎接将军的到来。　　将军打量了一下哨兵，以几十年戎马生涯铸就的威严口吻发问：“想不想家呀？”“报告首长，为了革命，不想家！”　　“放屁！”将军剑眉一竖，大声斥责。　　哨兵的腿发抖了。他知道，眼前这位威严的将军是战争年代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　　“革命就不要家了？没有家哪来的国？连家都不想咋保国？大话、空话、套话、假话！”人们被震住了。在这突出政治的年代，谁敢说这样的话？　　“不想家的兵不是好兵。”将军看出了哨兵的紧张，走上前去，拍了拍还稚嫩的肩，“记着，要想着家里的父老，才能对得起肩上的钢枪。”将军走了。士兵的眼睛湿润了。不由悄悄将手伸进裤兜里去摸那封已看了无数次的家信。（摘自《周末文汇》第3期作者张唱）拿生命为他人一搏 曾经看过一篇小说，是说一个酷爱打篮球的德国纳粹军官，对一群战俘说：只要能把篮球投进篮内，就饶其一命，反之，立刻就地枪决。　　战俘群中刚好有一名篮球运动员，他目睹前面不少人悲惨地死去后，很镇定而迅速地把篮球投进篮内。　　德国军官又想出新花样。他说：“你可以走了；但留在这里的还有十余人，你可代他们一一投篮。如全部命中，他们也可获释放，但如有一次不中，那你们都得……”　　运动员坚毅的脸上肌肉抽动了一下，就点头同意了。当然，人群几乎都望着他那双手。但是他一眼也不望别人，一下一下地，把篮球全部投进篮里。只在最后一次，篮球在铁圈的边上晃动了几下，人群中发出绝望的叫声，但篮球终于还是滚进圈中去了。　　他望望自己的手——手在发抖。　　人们获救了，都敬重地望着他。　　不是人人都肯这样拿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做赌注的。为了旁人，为了一群与你毫不相干的人，你会拿自己的生命去搏一搏吗？（摘自3月24日《今晚报》作者潘淦君） 最后的卫生纸 一次我在寺院进香时，突然感到肚子非常难受。我急忙冲到离我最近的卫生间，可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的日子里，哪里还会有卫生纸剩下呢。于是我强撑着找到了另一个偏僻卫生间，人很少，我开始逐个隔间查看是否还有剩下的卫生纸。万幸的是，在这里我居然找到了一小卷，薄薄的只有几层。此时，急迫的我有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全都扯下来用掉的冲动。但是我转念一想，如果哪个与我面临同样困境的可怜家伙再跑到这里怎么办？出于对上一位把纸留给我的人的感激，我只使用了那些卫生纸的一小半，把其余的留给了下一个使用者。　　大约两小时之后，我的肚子又开始难受起来！与上次一样，我先跑到了离我最近的那个卫生间。可它的卫生纸还没有补充进来。我只好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又来到了原先那个偏僻人少的卫生间，我甚至确信，这里已经不会再有卫生纸剩下了。令我惊讶的是，在我上一次使用的隔间里，上一次我所留下的卫生纸居然都还在那儿。本来我想做点好事，把卫生纸留给别人，可那个人居然是我自己！我成了那“下一个使用者”！猜猜我是怎么做的？出于对上一位把纸留给我的人的感激，虽然我知道他就是我自己，我还是尽量只使用了剩下的卫生纸的一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关爱他人，就是关爱自己。（摘自4月1日《环球时报》刘俊成编译） “牛皮糖”精神 犹太人会做生意，这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上世纪40年代初期，有犹太人逃到上海谋求生存。我见过犹太人肩上掮一叠毛织衣料，到洋行、公司的写字间兜售。他们耐心极好。无论是被讨厌，被驱赶，他总是一块料子一块料子地展示，总是一成一成地让价，总是一只写字台一只写字台地推销，即使是无人理睬，也总是笑脸相向，鞠躬离去。我想，犹太人在做生意方面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一恐是得之于这种“牛皮糖”精神。（摘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作者贺友直） 纸篓该由谁倒空 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里面装满了各类零食的包装袋。　　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路的事。“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啊？”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但我选择了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有点儿以身作则的意思。我“作则”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她就行。”　　我反问：“有那种必要么？”立刻有同学回答：“有。如果我们总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　　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答曰：“有。但那纸篓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　　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　　我说：“那不可能。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辩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作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儿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　　于是，话题进一步引申开来了，而且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由此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摘自3月31日《广州日报》作者梁晓声） 命运之上的风景 有一天读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文章中，他讲了朋友的一个故事。他的朋友因出言不逊而遭了人生的挫折，生活中样样待遇都不能与人平等，于是他便盼望能以他的长跑来获得人生的真正解放。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了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可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他几乎绝望了。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去上课了。课堂上，我不断猜测着这个人的最后命运。是不是他最后放弃了，而让自己沉沦下去；或者，他放弃了长跑，选择了另一种让命运转折的方式。　　下课后，我迫不及待地读了故事的结尾。结尾很简单：“他以38岁的年龄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结果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朋友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的时候来园中（地坛）找到我，把这件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了一遍。”　　“平静”，多么让人震撼的“平静”两个字啊。或许，这就是一个从命运的逆境中走过来的人，呈现给生活的最美的姿容。

（摘自《思维与智慧》第1期作者马德） 让你吮指头 在一本讲家庭教育的书里，作者皮莱特回忆童年时母亲如何杜绝他玩火柴的瘾头。她把家里一切要点火柴的活儿都留给他干：无论他是在津津有味地看书，或在院子里自得其乐，还是在街上和小朋友玩，他母亲都兴致勃勃地把他叫来，要么点炉子，要么点烤箱，要么点蜡烛……当然，母亲总是在一旁看着并指导他。不出两个星期，小皮莱特对点火柴这事儿厌烦得不得了，更别提偷偷去玩它了。　　皮莱特长大以后成了家庭教育咨询专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有吮手指的毛病。孩子的父母当然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大还在吮手指头，于是那孩子就躲起来偷偷地吮。　　皮莱特建议父母与孩子达成协议：每天放学后的20分钟定为吮手指头时间，孩子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方吮手指头，但其它时间就不许了。最初几天，放学一回家，这孩子就在客厅里迫不及待地开始吮她的手指头，当着众家人的面，她使出吃奶的劲儿，弄得啧啧有声。有一天她吮着吮着，看看父母，忽然脸一红，噗哧一声笑了，她父母也笑了。之后她对吮手指这事儿就没了兴趣。　　在对待人性的弱点时，较之简单的压制禁止，西方人更愿意往“先承认再疏导”的路子上想办法，像我们古时的“大禹治水”，也是值得借鉴的。　　（摘自《视野》2004年第12期作者清林） 爱在心间 那是一个忙碌的早晨。大约8点半，医院来了一位老人，看上去80多岁，是来给拇指拆线的。他急切地对我说，他原本应在一个小时后去找另外一位大夫拆线，但因9点钟他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希望我能照顾一下。　　出于对老人的尊重，正好我当时又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就为老人拆起线来。　　在治疗过程中，我和老人攀谈了几句。我好奇地问：“来这么早干什么？”老人不好意思地笑道：“我要在9点钟到康复室和我的妻子共进早餐。”　　这一定是一对恩爱老夫妻，我心里猜想。话题便转到老人妻子的健康上。　　老人告诉我，妻子已患了老年痴呆症。我问道：“如果你去迟了，你妻子是否会生气？”老人解释说：“那倒不会，至少在5年前，她就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5年前就已经不认识你了？你每天早晨还坚持和她一起吃早饭，甚至还不愿意迟到一分钟？”老人慈善地笑了笑说：“是啊，每天早上9点钟与我的妻子共进早餐，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一次约会，我怎么能失约呢？”　　“可是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啊！”我几乎脱口而出。　　老人再次笑了，笑得有点甜蜜，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人恩爱无比的甜蜜日子里。老人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她的确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她是谁啊！”听了老人的话，我突然想掉眼泪。我心中默想：这种爱不正是我及很多人一生都在期望的那种爱吗？真正的爱未必浪漫，但一定是真挚的；真正的爱，在自己心间。（摘自3月25日《大众阅读报》作者尹玉生） 时 差 一位内地企业家到香港办事，他住的别墅到停车地要经过一段“S”形草地，其实路很短。那天，他出门晚了，一急便从草地直接穿过。这时，一位年轻的香港警察走了过来，很礼貌地给他撕了张罚单，处罚280元港币。他愣了，根本没想到这会是“事儿”。280元港币合人民币也不过区区300元，问题是太丢面子了，而且丢在香港。他尴尬地笑着，赶忙递上一支好烟，说：“对不起，我错了。主要是有急事……”那年轻警察也笑了，并摆摆手很礼貌地谢绝了香烟。他见对方笑了，且很真诚，松了一口气，使劲比划着：“我保证，下不为例，绝对下不为例！”年轻警察始终微笑着。他的心彻底放下了。他收起罚单，向对方亲切地“拜拜”一声，开车走，在警察微笑的目光中渐渐远去。　　这件事，他很快忘记了。一星期后，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他莫名其妙，急忙找律师，律师问他近日有无“犯规”的情况？他猛地想到了那次过草地，可已经解决了呀。律师听后摇头道：“你误会了，绝不可能那样解决。按香港法律，一个星期不到指定地点交罚款，法院传你；再不理睬，就要拘捕你。”他慌神了，忙请律师疏通。律师认真道：“这不比内地，没用的。我也不会去疏通。最好的办法，老老实实认错受罚。”他没辙了。开庭那天，还有几个“犯规”的人也来了。他确实老实，见到法官，就点头哈腰地笑。法官问他“犯规”事实，他一一承认，从不犯犟。谁知宣判结果，其他人都按罚单罚，惟独他加罚一倍，560元港币。他憋气，又不敢问，交了罚款就去找律师。律师建议他直接去问法官，并说这是法律允许的，很正常。他想了想，决定不能当冤大头。去一问，法官很严肃：“违反了法规，自己也承认，可见法官就笑，这本身就是藐视法庭，所以加重罚款。”　　他简直傻了！后来，他忍不住逢人便讲这个“教训”。　　这是个在内地标准的鸡毛小事，在香港却如此较真的真实的故事。（摘自4月2日《新华日报》作者阿华） 走出人生的循环圈 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曾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他把一群蚂蚁放在一个圆盘的周围，使它们头尾相接，绕圆盘排成一个圆形。于是这群蚂蚁开始前进了，它们一个紧跟着一个，像一支长长的游行队伍。法布尔在蚂蚁队伍旁边放置了一些食物。这些蚂蚁要想得到食物，就必须要离开原来的队伍，不能再绕原来的圈子前进。　　法布尔预料，蚂蚁会很快厌倦这种无始无终、毫无目的的前行，而选择分散队伍，寻找食物。可蚂蚁并没有这样做，出于纯粹的本能，它们只是沿着自己或自己族类留下的化学信号前行。它们沿着圆盘的周围，一直以同样的速度走了七天七夜，一直走到它们累死、饿死为止。这虽是个生物现象，但世上的很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凡是身安心寂，不思改变，长年囿于既定模式中生活的人绝不可能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不满于现状，积极寻求改变才是人生进步的真正力量所在。所以积极向上的人生只能主动求变，只有变，才能串起人生的璀璨斑斓。（摘自《知识就是力量》第2期作者童建松） 谁是精英 冯远理在4月7日《南方周末》撰文说，4月2日晚，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小城欧登堡，4万人举行了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盛大晚会，丹麦王室包括女王玛格丽特和内阁大臣出席了这次晚会。　　欧登堡是一个小城，在它并不宽敞但却十分整洁的街道上到处是安徒生的塑像。每年一到安徒生的诞辰日和逝世日，欧登堡的人民就自发地来到安徒生的雕像前，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达自己对这个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人的敬意。　　不仅是欧登堡，也不仅是丹麦。巴黎的“先贤祠”供奉的虽然有拿破仑一类人，但更多的却是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来的巨人们：伏尔泰、卢梭以及那些文学大师、艺术大师们如雨果。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来白宫做客的人，不是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总裁，也不是华盛顿的达官贵人，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批学者。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英，都有自己值得骄傲的人物。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最不该容忍的缺点就是只把做官作为精英的标准，一些人担任一官半职，在自己辖区的一些不经意的讲话也被当成“指示”；那些所谓的星级宾馆的宣传材料里总有提几个当官的在此住过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更可笑的是大学，本来是最不世俗的地方，现在有些学校的介绍里定要说自己出过几个多大的官。每看到这些东西，我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感到无地自容。 绝不是最后一击 一筹莫展的时候，最好去看石匠敲打石块。也许他已经打击了几十次仍不见裂缝，可是就在第100下的时候，石块终于裂开了。我们知道，那绝不是最后一击才成功的，而是前面99次所奠下的基础。

不少人以划单人艇的心情去生活，着意去发展自己、表现自己。这样做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都要实现自己，以肯定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划的却是龙舟，其他人的成败得失，都与我们命运休戚相关；若不对他人施以援手，或做适当调节，终会造成连锁反应，祸及全体。有七样东西可以毁灭我们：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乐、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人性的崇拜。（摘自《海外星云》第11期） 在乎的是水 姐姐从新西兰回国，我请她来家吃饭，饭后她要洗碗。人家不远万里回来看我，怎能让她洗？于是我洗，她在一旁陪我说话。渐渐地，姐姐的眉毛皱了起来，说：“你怎么这么洗碗？”“那应该怎么洗？”我好生奇怪。“你先接上一盆水，倒上洗涤剂，把碗洗干净，再接上一盆清水，涮一遍，这么涮上两三遍也就可以了。你一直开着水龙头，多浪费水啊！”我不以为然：“没事，不就是一点儿水钱吗，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一点水钱，难道家家有车的新西兰人就在乎？”姐姐说，“他们在乎的是水啊！”（摘自4月10日《工人日报》作者 老三） 失 落 张先生的女儿突然被查出长了肿瘤。为救女儿，心急火燎的张先生自然想到了身边的有钱人。比如大款刘旺、老同学王四……可张先生深知这个年代，是一个不能随便借钱的年代。张先生想来想去，还是准备自己卖掉房子救女儿。这时，医院传来消息，说他的女儿是良性瘤，只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可以了。手术做得很顺利，女儿很快就出了院。　　张先生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他拿起电话一一找到那些旧日的朋友，想把自己的高兴带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款刘旺听到张先生的声音，寒暄了两句，说他现在贷款两千多万元。要有小忙他还能帮，大忙真的帮不上。张先生愣住，他并没有说要请谁帮忙啊。房地产朋友王四听到是张的声音，同样十分警觉，每一句话都很小心。说别看我做房地产，其实我也很困难，现在还背着一身债……　　张先生打了几个电话，大家都警觉小心着，惟恐张先生给他们摆下什么套，敲他们的竹杠。　　现代人把一切都想得复杂了。当你给一个朋友突然打电话时，对方总会如此小心紧张。总是想你绝不会没有目的地给他打电话。更不会想到，你是要想和他共享什么。反过来，别人给我们打电话时，我们也一样。张先生的悲哀，其实就是我们的悲哀。谁能很轻松，很自然地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并从中得到这份分享呢？作为现代人，这大概已经成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摘自4月7日《羊城晚报》作者 星竹） 后悔或者遗憾 一位密友的祖母年届80突患重病，病变部位是在大脑。医生说可以手术，但风险很大，成功率只有10%，让她和弟弟商量。他们的父母去世多年。弟弟的意见和祖母娘家亲戚的意见统一，那就是保守治疗，虽然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至少可以让祖母的生命延长一些时间。朋友拿不定主意，跑来问我。我力劝她手术，并且陪她在手术责任单上签了字。我的理由很简单：10%的希望，也是希望。　　然而，在我们的忐忑期待和朦胧幻想中，手术还是失败了。祖母满头白纱地被推出手术室，我和朋友也一起面临了一场激烈的指责。　　我心里对老人涌起了深深的愧疚和懊悔：如果当初不劝朋友，她一向是那么注重我的意见；如果一切还都有机会改写——我惊奇地发现：我还是会选择手术。　　我似乎并没有从这件事情中吸取到真正的教训，理由也很简单：1/10的希望，也是希望。　　做了，也许会后悔。但不做，却一定会遗憾。我宁要后悔，不要遗憾。（摘自4月14日《上海译报》作者佚名） 11次 上车时，我就注意到了她。一个衣着俗艳的女售票员，脸上有着似乎打了通宵麻将的疲倦，她的嗓音沙哑，面无表情地嚷着：“上车买票。”在她挤过我的身边时，我厌恶地躲闪了一下。　　上来一位抱小孩乡下女人，干枯的头发胡乱用旧格子围巾扎着，过时的衣服缀着补丁。没人多瞟她一眼。女售票员叫道：“哪位同志给这位抱小孩的让个座？”没有反应，有看窗外的，有低头看手机的，还有对镜子补妆的……就连乡下女人也木然着，她似乎还没意识到与她有关。女售票员又叫了一遍，乡下女人倒明白了是为了她，脸上有窘羞的神情，仿佛因惊扰了他人而抱歉。　　一个刹车，慌张的女人险些跌倒，女售票员却处变不惊地接着卖票，边固执地叫着“哪位同志给这位抱小孩的让个座？”仍未有回应。　　女售票员挤到一个染着栗色短发的女孩身边，示意她起来让个座。女孩很不情愿地起了身，乡下女人终于抱着孩子坐下了。　　下车时，我已对那位衣着俗艳的女售票员改变了印象。因为为了一个衣衫陈旧的乡下女人，“哪位同志请给这位抱小孩的让个座”这句话，她固执地重复了11次。（摘自4月10日《工人日报》作者刘秀梅） 穿针心理 心理学家们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给小小的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神贯注地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目的颤抖”，目的性越强就越不容易成功。　　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张师傅是一名杂技演员，脚耍大缸已有多年，可谓驾轻就熟。因为年龄偏大，他决定改行。在告别舞台演出的那天晚上，他把亲戚、朋友都请来观看。然而，正当人们为他精湛的技艺喝彩时，他却“失手”了：因一脚顶偏，偌大的瓷缸重重地砸在他的鼻梁上，他当场昏了过去。　　事后有人问他：“凭你的技术，怎么会出此意外？”他说：“那天，心里总是想，这是自己杂技生涯的最后一场演出，而且请那么多亲戚、朋友来捧场，一定要表演得很出色，千万不能出错。谁知表演时一走神，就出事了。”　　从表现上看，很多失手都是偶然的，其实却有其必然性。因为人有这样一个弱点：当对某件事情过于重视时，心理就会紧张；而一紧张，往往就会出现心跳加速、精力分散、动作失调等不良反应。很多人在人生的关口失手，心理紧张与焦虑是重要原因之一。　　做每一件事，我们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既然如此，我们何不给失败一个心理准备呢？　　（摘自4月13日《广州日报》作者章剑和） 自 强 我的朋友应邀到一位美国友人家中做客并探望其孩子小约翰。朋友到访时，年仅两岁的小约翰正坐在大水盆中玩水呢！朋友问：“孩子玩水哪？”　　美国友人纠正道，小约翰不是在玩水，而是在洗澡。洗澡？朋友大惊：仅仅两岁的小孩子自己会给自己洗澡？美国友人肯定地回答，是的！朋友再度担心，小约翰才两岁呀，他自己能洗干净吗？美国友人的妻子微笑着说，不必担心洗不干净，多练几次，小约翰准能行！　　时隔不久，我的朋友到美国的一家超市购物。大约半个小时后，朋友购物完毕走出超市。在超市大门口，朋友看到一位戴着漂亮帽子的上了年纪的美国女士还在拿着铁扳手修理自己的汽车。之所以说“还在”，是因为这位美国老太太在朋友刚到超市时就已经站在轿车前忙着修车了。老太太是自己驾车到超市来购物的。而30分钟过去后，这位老太太满手油污仍在车前忙来忙去，看来车还没有修理好。朋友当即命令自己：一定要马上过去帮老人家一把！　　出乎意料的是，美国老太太婉拒了帮助：“谢谢，我能行，还是让我自己修吧！”交谈中，朋友惊讶地得知，这位老人家已经93岁啦！　　（摘自4月15日《今晚报》作者绘丹）

我们到底是中国人 日前，与一位在国内的同学打电话，倾听着他在电话里面絮叨着当日同校老同学聚会时的欢快情景……放下电话，呆呆地坐了半晌。　　我们这一代人，出国的时候大多二三十岁。多年传统的中华文化的沉淀和烙印，我们很难真正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文化氛围和价值体系之中。我们的骨子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们喜欢老白干就猪头肉，我们喜欢一口烟就一口酒，我们喜欢摆弄图画一般美丽的方块文字而不是26个拉丁字母乏味的排列组合，我们喜欢没事到邻居家里坐坐，为他二大爷的七姑添孙道喜，而不是邻里之间的联系只是散步相遇之时夸一夸对方手下牵着的小狗。　　我们，我们到底还是个中国人哪！　　我看不懂美式足球，听不懂脱口秀，不知道童子军的运作方式，甚至不知道美国最红的影星是何方佳丽。我秉承温良恭俭让的东方传统，不懂得作秀，不懂得去争去抢，对所有的人微笑，默默地做着自己手里的一份工作。我们大多是企业界的工程师、大学的教授、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我们在美国社会中有我们的地位和价值。也必须看到，我们拥有的一技之长，集中在大部分的美国人不能也不愿学习的枯燥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　　我们远离我们的文化源泉久矣，我们跋涉在北美的文化沙漠上久矣，我们似乎既不属于现在的中国，也不属于现在的美国，我们是大洋两岸文化的边缘人。日复一日，生活的圈子萎缩，雄心不再，脑筋迟钝，自我封闭……突然有一天，我们或许会发现，要靠回忆过去来满足自己心灵的渴望。我们真的要在波澜不兴的北美永远生活直到天荒地老？（摘自4月13日《羊城晚报》作者阿唐） 鹰的启示 一个美国老人告诉我，他的牧师讲的一个关于鹰的故事，让他在即将过93岁生日时重返学堂。那个故事是这样的：　　鹰是自然界最长寿的鸟，它们通常可以活到70岁。然而，在活到40岁的时候，鹰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抓住猎物；它们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它们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因为它们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使得飞翔十分吃力。这时候，鹰必须面对两种痛苦的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再获生命力。　　再获生命力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150天不得飞翔。老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喙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它们会用新长出的喙把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去。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它们再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老鹰重新开始飞翔。这样的痛苦历程，使老鹰再活30年的岁月！（摘自《海外星云》第11期作者汤新华） 最后一题错了 一位小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五道题，由一名学生上来做——　　3×9=274×9=365×9=456×9=547×9=62 当学生写完62时，台下多数同学都大声叫喊起来：“老师，他错了，最后一题错了……”　　老师说：“最后一题是错了，可大家为什么只说他错的这题，而不说他前面四道都做对了呢？看来，我们是多么容易发现别人的错误，而忽略别人的正确……”　　不是吗？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更多的是看到其阴暗面，还是看光明面？　　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时，更多的是看其缺点，还是优点？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更多的是看到失败，还是看到希望？　　当我们处于低谷，更多的是看到失去，还是看到得到？　　……　　诸多的事实已经表明，决定结果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的艰难与复杂，而是我们看待事情的态度。　　（摘自4月14日《广州日报》作者杨海亮） 500尾小金鱼 商人到小镇去推销鱼缸，尽管鱼缸做工精细造型精巧，但问津者寥寥。　　于是，商人在花鸟市场找了一个卖金鱼的老头，以很低的价格向他订了500尾小金鱼。老头很高兴——他在小镇卖金鱼多年，生意一直惨淡。商人让担着金鱼的老头和他一起来到穿镇而过的水渠上游，“把这500尾金鱼全都投进去，你只管放，买鱼的钱我一分不少给你。”　　刚过半天，一条消息就传遍了小镇：小渠里，不可思议地有了一尾尾漂亮、活泼的小金鱼！镇上的人们争先恐后涌到渠边，许多人跳到渠里，小心翼翼地寻找和捕捉小金鱼。　　捕到小金鱼的人，立刻兴高采烈地去买鱼缸，那些还没捕到的人，也纷纷涌上街头抢购鱼缸。大家都兴奋地想：既然渠里有了金鱼，虽然自己今天没捕到，但总有一天会捕到的，那么买鱼缸早晚能派上用场。　　卖鱼缸的商人把售价抬了又抬，但他的几千个鱼缸还是很快就被人们抢购一空。欣喜若狂的商人想，如果不是自己灵机一动在水渠里投放进区区500尾小金鱼，自己的玻璃鱼缸不知要卖到何年何月呢？有舍，才有得。不舍弃那500尾小金鱼，你就得不到几千个玻璃鱼缸的大买卖。“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抛舍我们生活里的砖，引得我们人生的玉，这是镀亮人生苦旅的最好方式。（陈抗美摘自4月15日《健康良友》作者李雪峰） 感知幸福 　　2004年3月17日，美国情报部门截获两份电子邮件，邮件的主人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女儿拉娜和她的密友阿伊莎。前不久，英国《太阳报》刊登了这两封信。　　阿伊莎：阿布杜拉国王总算正式收留了我们，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热水已正常供应。虽然我们还不能自由活动，但至少安全有了保障。昨天，红十字会的官员带来一封信，说，父亲的精神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糟糕。感谢真主！能让我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现在我正在考虑写一封既能通过检查，又能给父亲安慰的信。他太需要我了。另外，军管处已允许我们其中的一人回伊拉克与律师接触，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一切都在好转，感谢您的支持！　　阿伊莎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位公主。她的信是这么写的：　　拉娜：我烦透了，所有的仆人都在跟我作对。我要的是凉咖啡，端上来的却冒着热气；我最讨厌带奶油的芝麻点心，而他们送来的偏偏就是这种东西。今天，班斯玩水果刀划破了手，服侍他的六个仆人已被我全部辞退，他们是一群我所能见到的最无　　责任心的家伙。明天我准备到班加西去，如果日子再这样下去，我非发疯不可。祝你好运，真主保佑你。　　对比这两封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现了衡量幸福的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我们不应看他拥有多少高兴的事，而应看他是否正为一些小事烦恼着。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把不关痛痒的事挂在心上，才会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感觉；那些正经历着大灾大难的人，是无暇顾及这些小事的。也因此，只有像拉娜那样，在失去了幸福以后，才会发现它们曾经存在。（摘自4月18日《解放日报》作者刘燕敏）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我是一名赴美移民律师。我的客人徐先生因为父亲在美国去世，而提出前去为之料理后事。徐先生的父亲早年靠偷渡去了美国，几年以后才设法转正了身份。这种情况下，被拒绝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我们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对我们有利的法律法规作为依凭，唯一能祈求的是签证官看在骨肉亲情的分上，相信他料理完老人的后事以后能够按时回国。　　面试以前，我给了徐先生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忠告：要诚实。诚实地告知领事你所面临的一切现实，诚实地坦白你父亲当年的行为，只有诚实，才能让对方相信你此刻的感情。　　申请的结果是让人激动的，领事在看完我的律师函和听完徐先生所有的讲述以后，沉思良久，最后却给了他一个认可的微笑。为父送终固然是中国人讲究了几千年的孝道，在一个外国人看来又何尝不该如此。守住法律公正严肃的底线，该讲感情的时候，不妨讲一讲感情，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并没什么太大区别。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法律有时候也是如此的。（摘自4月18日《新闻晨报》作者李家祥） 好儿子 某一监狱的牢房中关了数名重刑犯。　　有一天，大伙翻着彩色杂志在那里闲聊，其中一名犯人指着杂志中的珠宝图片感叹地说：“我母亲要是能戴上这些首饰一定很高兴。”　　有一个则指着上面的房屋图片说道：“我母亲如果有这么一间漂亮的房子多好啊。”　　另一个犯人则说：“要是我母亲有这么一辆车子，就可以常来看我了。”　　最后杂志传到一个年轻的犯人手中，他拿着杂志良久未言，然后流下泪水说：“如果我母亲有个好儿子就好了。”　　大家听了都沉默无语。（陈抗美摘自4月11日《健康良友》作者佚名） 季羡林的大实话 　　2001年，凤凰卫视主持人对季羡林进行了一次访谈，季老的大实话听了让人忍俊不禁，久久不忘。当时是凤凰卫视主持人的杨澜几次诱导性地提问：“您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中国，到底是什么驱使您回国呢？”季教授回答：“钱多。”他接着解释说，当时一个副教授50元，一个正教授80元。而当时一石谷只两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因此他选择了回国。杨澜显得很失望，但是仍不死心：“依您看，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季教授说：“北京大学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要更进一步，主要是钱的问题，教育经费的问题，如果没有钱，就请不到好教授，就不能把学办好。”杨澜问：“您认为怎样才能当好北大的校长？”季教授回答：“会弄钱！就是能把经费提高，能把教育经费提高。”（摘自《老年博览》第4期作者用功） 羊羔的说服力 一个牧场主养了许多羊。他的邻居是个猎户，院子里养了一群凶猛的猎狗。这些猎狗经常跳过栅栏，袭击牧场里的小羊羔。牧场主几次请猎户把狗关好，但猎户不以为然，口头上答应，可没过几天，他家的猎狗又跳进牧场横冲直撞，咬伤了好几只小羊。　　忍无可忍的牧场主找镇上的法官评理。法官说：“我可以处罚那个猎户，也可以发布法令让他把狗锁起来。但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主意。”　　法官如此这般交代一番。牧场主连连称是。一到家，牧场主就挑选了3只最可爱的小羊羔，送给猎户的3个儿子。看到洁白温顺的小羊，孩子们如获至宝。因为怕猎狗伤害到儿子们的小羊，猎户做了个大铁笼，把狗结结实实地锁了起来。从此，牧场主的羊群再也没有受到骚扰。要说服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为他着想，让他也能从中受益。（摘自4月18日《环球时报》编译王悦） “不过如此”的名人 因为出差，在一架从南疆飞往北京的班机上，我遇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崔永元。　　对于这样的人物，自然班机上的人十有八九能认出来的。我想，今天的班机上肯定有热闹可看了。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切平常如昔。没有乘客向小崔致意，没有拥挤向前的场面，机上的空姐们也没有为他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他静静地坐在位子上，翻看着机上提供的《北京青年报》。“追星”场面并没有在班机上上演。　　下机后，偌大的北京机场，小崔独自一人走在我们广大乘客的队列里，看上去有一点孤独，根本看不出“名人”“名”在哪里。我突然想起了小崔写的一本书：《不过如此》。　　是的，一切不过如此。人生而平等。只是有些人因为机缘成为了“名人”，但他的内质和普通人并没有两样。假如他出现在一个没有人能认得出他的山村里，谁会把他看成名人呢？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所谓“名人”，不过是我们自己心造的幻影，一旦你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看待，就算哪国的总统向你致意，你也会一笑了之。（摘自4月16日《合肥晚报》作者程程） 麦琪和她的天才班 麦琪是学期中间被调到这个学校的，校长要她当4年级B班的班主任。他说这个班级的学生很“特别”。　　第一天走进教室，麦琪先被吓了一跳：横飞的纸团、架在桌子上的脚、震耳欲聋的吵闹声……整个教室活像混乱的战场。麦琪翻开讲台上的点名册，看到上面记录着20个学生的IQ（智商）分数：140、141、160……在美国，学生入小学都要测试智商，按智商分快慢班。正常人的智商在130左右。麦琪恍然大悟，噢！怪不得他们这么有精神头，原来小家伙们个个都是天才！麦琪为能接手这么高素质的班级而暗自庆幸。　　刚开始，麦琪发现很多学生不交作业，即使交上来的也是潦草不堪，错误百出。麦琪找孩子们单独谈话。“凭你的高智商，没有理由不取得一流的成绩，你要把潜力发掘出来。”她对每个学生这样说。　　整个学期里，麦琪不断提醒同学们，不要浪费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特殊天赋。渐渐地，孩子们变得勤奋好学，他们的作业准确而富有创造力。　　学期结束时，校长把麦琪请到办公室。“你对这些孩子施了什么魔法？”他激动地问，“他们统考的成绩竟然比普通班的学生还好！”　　“那很自然啊！他们的智商本来就比普通班学生要高呀，您不是也说他们很特殊吗？”麦琪不解地问。　　“我当时说B班学生特殊，是因为他们有的患情绪紊乱症，有的智商低下，需要特殊照顾。”　　“那他们的IQ分数为什么这么高？”麦琪从文件夹里翻出点名册，递给校长。　　“哦，你搞错了，这一栏是他们在体育场储物箱的号码。”原来这个学校的点名册，在一般学校标智商分数的地方，注的是储物箱号码。　　麦琪听了，先是一愣，但随即笑道：“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天才，他就会成为天才。下学期，我还要把B班当天才班来教！”（摘自4月20日《环球时报》编译荣素礼） 没有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 我喜欢吃橘子，而我父亲，再好的橘子也不吃。有时候我们劝他，橘子富含维生素C，他就强调说：“再好的橘子我也不喜欢吃，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橘子的味道。”我觉得很遗憾，但他的话突然让我有了想法。是的，作为一个橘子，哪怕是再好的橘子，也照样有人不喜欢。　　去年，我在学校教务处主任竞选演讲中，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橘子的问题来，我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说：“请相信，我将尽我所能做到最好。虽然我无法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橘子，但我一定努力做一个最好的橘子！”　　我的演讲获得了成功，我想，是因为我的态度很真诚。　　当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他人对我不满时，我首先检点自身，然而，也有太多力不从心的时候，有时并非我的过错。这个时候我便对自己说：“何必苦恼？你无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摘自4月13日《广州日报》翻译韩星） 美国军人学孙武 自从有人发现西点军校贴出雷锋照片之后，"美国军人也开始学雷锋"之说曾热闹过一阵。后来有机会访问西点，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西点军校有一个例行做法：定期向学员们介绍外国军队。他们确实贴出过雷锋的照片，介绍过雷锋的事迹，这些事迹也确实让一些美国军人有所触动，但他们的目的是让学员"熟悉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包括他们的偶像"；通过雷锋了解一支他们不甚熟悉的武装力量，并非他们也要开始以雷锋为榜样。　　发现美国军人学雷锋是假的同时，却看到他们在认真地尊崇与学习另一个中国偶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1997年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时，我们得到的第一本赠书，是装订精美、全红皮封面的孙子兵法研究，全部由该校学员和教研人员撰写。该校是美国最高军事学府，它的学术主任绍尔上校告诉我们，很多美国军官都看过孙子的著作，美国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多所军事院校中都开设有孙子兵法课程。很多对中国并不熟悉的美国军官，说起孙子兵法竟然能够侃侃而谈。

（摘自4月18日《学习时报》作者金一南）　　 敬畏痛苦 印度有一个青年叫萨丹，他很小就染上了麻风病。好心的布兰迪医生把萨丹带在身边照顾他。几年后的一个夏天，萨丹想回家过个周末，一是探望家人，二是想看看自己独立生活的可能性。　　由于麻风病的原因，萨丹的神经末梢对外界的刺激没有感觉，无法感到疼痛。临行前，布兰迪医生告诫他，对陌生环境中的危害要格外小心。星期六晚上，和亲戚朋友尽兴而散的萨丹，回到自己曾住过的房间，一头倒在草铺上，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萨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检查全身。检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萨丹发现自己左手的食指血肉模糊。原来这个房间年久失修。他熟睡时，有只老鼠从墙洞里钻出来，竟然把萨丹的手指当成夜宵。　　周日晚上，萨丹不敢掉以轻心。他整夜盘腿坐在草铺上，背靠着墙，借着油灯的光看书。破晓时分，他的眼皮越来越沉重。终于再抵挡不住疲倦，萨丹　　头一歪睡着了。几小时后，萨丹被家人的叫声惊醒。原来他的右手滑到了盛灯油的碗里，手背上皮肉都被烧焦了。幸亏油灯的油所剩不多，又被家人及时发现，否则连他本人也会葬身火海。看到这一切，萨丹失意地告别了亲人，双手缠着绷带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马德拉斯。　　因为没有感知痛苦的能力，萨丹最渴望的自由被剥夺了。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痛苦，就没有自由，也就会失去安康和幸福。这便是痛苦的真谛，这也是我们敬畏痛苦的理由。　　（摘自4月20日《天津老年时报》作者崔鹤同） 被忽略的香米 有一天，我未进家门，就嗅到一种异常的清香味儿，顿时来了精神，也陡增了食欲。便好奇地问正忙着做饭的妻：“什么香味呀？这么好闻。”　　“是香米，没想到这么好。”她不无兴奋地说。　　就这样一连多少天，我家顿顿熬香米。我总是在美美品味之余大发感慨：“天地怎有这等造化啊！”　　可是，时间一长，我便忽略了香米，忽略了在吃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又想起曾令我胃口大开的香米来，问妻：“香米还有没有？真想它……”　　妻忽然惊异地看着我：“我们一直在吃香米呀！你面前的稀饭就是……”我也惊异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里，不知有多少曾经或本该令我们怦然心动、兴奋不已的人生内容和美好事物，因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等自我因素被忽略、忘却了。（摘自4月22日《大河报》作者纪广洋） 镜 子 很久以前，在日本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有一座以拥有1000面镜子而远近闻名的房子。一只快乐的小狗听说有这样一座房子后，决定去看一看。　　它来到房子前，高高兴兴地跳上了门口的台阶。它竖起耳朵，摇着尾巴好奇地向门里张望。它惊讶地看见，屋子里还有1000只像它一样快乐的小狗，正在向它摇着尾巴。见到这些，它马上开心地笑了，与此同时，它也得到了1000张同样热情友好的笑脸。在它离开这个房间时，它对自己说：“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我一定要常来看看。”　　同样是这个小村庄，还有另一只小狗，虽然它没有第一只小狗那么快乐，但是它也很有兴趣参观一下这座房子。它慢慢地爬上台阶，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朝房间里看了一眼。它看到的是，里面有1000只不友好的小狗正在盯着它，于是它紧张地冲着它们大喊大叫，可是哪里想到那1000只小狗也向它大叫了起来。当它离开这个房间时，它在心里说：“这可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我以后再也不到这儿来了。”世界上的每一张面孔都是一面镜子。你用心观察一下身边的人，看看他们的那面“镜子”反映出的是什么？（摘自4月18日《环球时报》刘俊成编译） 如今帮忙 如今帮忙，真是很难。只要别人提出让我帮忙，我便惶恐，甚至惊惧。下面，以几次别人请我“帮忙”为例——　　去年3月，有外地朋友进京，要借我身份证一用，是去为他担保，办各种证件。家人和我都惶恐。朋友所有证件，都要以我的名分顶替。其中自然涉及许多法律责任，如果出事，如何赔偿，如何说清，真是为难。　　5月，有人找我，让我托人，能不能办个车本，此人没有开过车。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如果我去帮忙，很可能帮的是将来的一场祸事。　　7月，有人因打架入狱，托我去把白说成黑。若判十年，最好改判两年。如是死刑，最好改成缓期。用什么法子都成。送什么礼都答应。　　10月，朋友买经济适用房，让我去单位盖个章，以甲充乙！　　如今帮忙，早已越过了早年的那些简单、纯朴、热情的互助。帮忙中，都是相当的难事。甚至要有一些违法。你得先变成一个不诚实的人，会说瞎话的人，会欺骗和运用恶劣手段的人。如今的忙，你必须先把自己变得不道德、不是人、不讲理，才能帮上这个忙。别人走不通的道，你得用较卑劣的手段去走才成。　　如今帮忙，常常是帮一种乱纪，帮一种违法，帮人把错变成对，把不合理的变成合理的，把不正确的，硬说成正确的。　　如今帮忙，真是越来越难。老实人，无权无势的人，也就越来越帮不上别人的忙。（摘自4月22日《羊城晚报》作者星竹） 把握手中的珍珠 有一个人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颗硕大而美丽的珍珠，然而他并不感到满足，因为在那颗珍珠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斑点。他想若是能够将这个小小的斑点剔除，那么它肯定会成为世上最珍贵的宝物。于是，他就下狠心削去了珍珠的表层，可是斑点还在；他又削去第二层，原以为这下可以把斑点去掉了，殊不知它仍旧存在。他不断地削掉了一层又一层，直到最后，那个斑点没有了，而珍珠也不复存在了。　　那个人心痛不已，并由此一病不起。在临终前，他仍无比懊悔地对家人说：“若当时我不去计较那一个斑点，现在我的手里还会攥着一颗美丽的珍珠啊！”　　真正的幸福，其实不是让我们冒着背负终身之憾的危险，刻意去剔除对方身上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瑕疵；而是要我们把握好自己手里的那一颗实实在在的珍珠，学会包容与珍惜；然后，才能从彼此心灵的和弦里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摘自《青春潮·魅力版》第5期作者齐齐） 两只螃蟹跑不掉 抓螃蟹的渔民往往会携带头小肚子大的竹篓。捉到第一只螃蟹后，他们会把盖子盖严，以防止螃蟹逃走。捉到第二只螃蟹以后，渔民就不再盖盖子了。　　这是为什么？原来当有两只以上的螃蟹时，每一只都争先恐后地朝出口处拥去。但是，竹篓口很窄，只能允许一只蟹通过。于是当一只螃蟹爬到篓口时，其余的螃蟹就会用那同样威猛的大钳子抓住它，最终把它拖到下层，由另一只强大的蟹踩着它往上爬。尽管篓口一直敞开着，但却没有一只螃蟹能够幸运地脱离牢笼。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竞争面前固然不必讲什么谦让，但竞争的规则却不容随意践踏。如果破坏了共同遵守的竞争规则，有序变成了无序，竞争变成了乱争，那么在无规则的混乱状态下，每一个个体都会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不择手段的攻击，就会出现如螃蟹一样苦苦挣扎到篓口却又再度被拖回深渊的状况。规则是约束，更是保护。（陈抗美摘自4月25日《健康良友》作者张霖） 如珠妙语 精神和物质这个问题貌似高深，其实再浅显不过。比如你到饭馆吃饭，饭菜极好，服务态度极差。走还是吃下去？这就是精神和物质谁战胜谁的问题。　　——画家黄永玉语　　找棵20米高的树，砍下来，把两头削尖，是不是就可以到吉尼斯申报“世界上最大的牙签”呢？　　——面对国内持续不断的申报“世界之最”热潮，有网友突发奇想

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区，诸如“请不要随地吐痰”、“请不要大声喧哗”的警示标语都是用中文书写，因为大多数外国人不会这样做。而在中国，许多标语都被翻译成英文，但上述两条通常不会。——新东方学校教师谭小熊撰文指出，有些标语全球只用中文写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摘自4月22日《羊城晚报》） 没有什么不可能 　　1992年，一位刚拿到律师资格证的湖北大学生在北京进修。他听说司法部正在举办中国首期证券资格律师培训班。如果能拿到这块“敲门砖”，意味着成功近在咫尺。　　第二天，他找到主管培训班的处长，得到的回答是：“参加培训的都是资深律师，每个省只有一两个名额。你没有审批手续，不可能参加这期培训班！”大学生说：“我想交钱旁听，您可以给我一张旁听证吗？”处长表示决不可能。　　第二天早上5点多，他转乘了3辆公交车，早早出现在培训楼门口。因为没有听课证，值班门卫不让他进去。快8点时，他发现工作人员在搬培训资料，就趁门卫不注意，连忙赶上去帮忙。　　从一楼到六楼，别人跑一趟，他跑三趟，虽然挥汗如雨，但不敢丝毫倦怠。那位处长认出了他：“你别这么故意感动我好不好？我就是让你旁听，即使考过了，你没有报批手续，也不可能得到资格证……要不我让你去听课，但即使考试通过了，你也别再来找我！”　　3个月的培训，大学生很刻苦。结果，他得了全班第三名，而前50名就可以拿到资格证。拿到成绩单后，他硬着头皮找到那位处长。处长终于感动了，他当即向部领导详细汇报了情况。就这样，大学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资格证。　　10年之后，那个大学生连续两届当选为“湖北省十佳律师”，又当选为“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他就是该省唯一获得司法部授予的“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荣誉称号的湖北得伟律师事务所主任——蔡学恩。回首往事，他说：“当初，我也认为拿到资格证是不可能的事，但我始终不愿放弃。现在想起来，只要你愿意去做，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摘自《家庭百事通》第5期作者李志刚） 陀 螺 乔治是一位勤劳工作的员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加入了我们公司。他把当时在军中学到的纪律，带进了暖气炉组装的工作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他退休之前的30年工作生涯里，从来没请过一天假。当然，他也生过小病，偶尔也得对抗恶劣的气候来上班。但他总是来上班，几乎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不过，退休之后，他就不再工作了。刚开始，他还会五点钟就起床，和以前的习惯一样。但是没多久他就开始贪睡了。乔治开始对生活感到无聊。几个月之内，他就生病了，身体变得衰弱。接着，他变得灰心丧气，失去了使命感。他生命中关键的一部分不见了。令人悲哀的是，短短几年内乔治就过世了，无法安度他盼望多年的退休生活。　　有些人的生活就像陀螺一样，是无法停止旋转的。勤奋工作竟变成他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摘自《爱上星期一》作者约翰·贝克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借 鞋 那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所以街角的那间冰淇淋店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　　这天，一个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小女孩走进店中，她手中攥着硬币，没来得及走近柜台就被侍者拦住了，侍者示意她看一看门上挂着的告示牌。小女孩一看，那块牌子上写着“赤足免进”，她的脸一下子红了。于是她转过身，想赶快离去……　　就在这时，店堂里有位先生悄悄起身，跟在小姑娘的后面走出店门。他叫住了正要离去的女孩，脱下了自己脚上的那双大皮鞋，放到她面前，轻松地说：“哦，孩子，我知道你不喜欢它，它的确又大又笨，可是，它却能带你去吃美味的冰淇淋。我就坐在这里等你，你走路一定要小心。”　　那位先生弯下腰帮小女孩穿上大皮鞋。小女孩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她穿着那双特大号的皮鞋，摇摇晃晃地走向冰淇淋柜台，店堂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摘自4月22日《现代女报》编译王流丽） 惜财之德 李嘉诚有一次从酒店出来，准备上车的时候，把一枚硬币掉在了地上。硬币咕辘辘地向阴沟滚去，他便欠下身去追捡。旁边一位印度籍的保安见状，立即过来帮他拾起，然后交到他的手上。李嘉诚把硬币放进口袋后，再从钱夹里取出100元港币，递给保安作为酬谢。　　为了1元钱却花了100元，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划算的。有人向李嘉诚问起这件事，他的解释是：“若我不去捡硬币，它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而我给保安100元，他便可以用之消费。我觉得钱可以拿去使用，但不能浪费。”　　珍惜财富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修养，一种品德。记得小时候父辈们曾教育我们说：惜衣有衣穿，惜钱有钱用。所以节约是美德，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　　（摘自《分忧》第5期作者胡强） 黑暗中的老虎 一天晚上，电视转播马戏表演。在众人瞩目之下，驯兽师领着几只老虎进入铁笼子，然后将门锁上。接着摄像机缓缓靠近铁笼子，表演开始。就在演出越来越精彩，观众的情绪越来越高时，现场突然停电！驯兽师被迫呆在兽笼里与老虎为伍。黑暗中双眼放光的孟加拉虎就近在咫尺，它们能清楚地看见他，而他却看不到它们，只有一根鞭子和一把小椅子可作防身之用。在近一分钟的时间里，观众的心情忐忑不安，都为笼子里的驯兽师担忧。然而，在灯重新亮了以后，大家惊喜地发现驯兽师安然无恙，之后他平静地将整个演出完成。　　在后来的采访中，有记者问他，老虎能在黑暗中看见他，而他看不到老虎，他当时是否害怕老虎会朝他扑过来。这名驯兽师说，一开始自己确实感到毛骨悚然，但他马上就镇静下来，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他看不见老虎，但老虎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只需像往常一样，不时地挥动鞭子、吆喝，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让老虎觉得我看不到它们。”　　“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然而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我们也会与“黑暗中的老虎”不期而遇。只不过那不是凶猛的野兽，而是人生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我们能做到“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吗？”（摘自4月29日《环球时报》编译汪新华） 在美国当一回“刁民” 两个月前我们请搬家公司搬了家，昨天打扫卫生时才发现床垫的一角有刮擦的痕迹。到美国以来，一直都听说美国的公司讲规矩，一般情况下都能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解决与顾客之间的纠纷，便想学一回“刁民”，见识一下。我用摄像机拍下了床垫刮擦的部位，准备先去搬家公司寻求赔偿。　　下午，搬家公司的办公室里很安静。我心平气和地对前台服务小姐说，能不能见见他们的经理。小姐笑笑说，当然可以。一位老太太随后出来接待我。我向她说明情况。先说虽是两个月前搬的家，但是一直没有发现。老太太接了我的话茬说，是呵，是呵，可以理解。谁没事整天看床垫呵。我告诉她刮擦的情况，告诉她我花了很大的价钱买的床垫（这是事实），并要给她看我摄像机里的证据。她一连声地道歉，说不需要看证据了，“让我们来看看怎么解决吧”。　　她找出我付搬家费用的收据，又找出合同，说：“你们当时选的是一般的保险，付的是相应的费用。　　按照一般的保险政策，如果搬运中物品有损伤，赔偿的标准是0.6美元一磅。我们的这个赔偿政策是根据法律制定的。”老太太接着问。“你们的床垫有多少磅呢？”我向她描述了一下床垫的尺寸。她便到里间去和大约更重要的头儿商量。我心里想，我们那床垫大约也就是80多磅的样子。老太太出来，对我说：“你看，我们就当那床垫是100磅，我们赔偿你60美元。你同不同意这个解决方案？”

老太太讲话有点啰唆，处理我的问题却颇见精明。她说明他们的赔偿政策有法律的依据，在使他们的赔偿政策更具权威性的同时，也暗示了我，我如果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得到的赔偿也是差不多的。在具体赔偿的数目上，她也并不过于拘泥细节，不仅让顾客满意了，还让我甚至有欠她一个人情的感觉。或许，这根本不是她的精明和能力的问题，而只是一个程序。她不过是按照程序，依据合同，在职业道德的要求下工作而已。（摘自《政府法制》第4期作者江陵） 倾 听 　　在熙攘的人生中，倾听有时是多么重要多么难能可贵啊！比如有这么一件事———　　那个年代，电报是最快捷的长距离通讯手段。有一个年轻人去应聘莫尔斯代码报务员的职位。依照招聘广告上的地址，他来到一个宽敞的大房间，里面人来人往，声音嘈杂，“嘀嘀嗒嗒”的发报声不绝如缕。　　接待员给每名应聘者一张表格，要求他们先把自己的履历填好。这名年轻人填完表格后与先到的7名应聘者一起坐在等候室内静候。过了几分钟，这名年轻人突然站起来，径直走入雇主办公室。　　其他应聘者都感到奇怪：没见接待员出来通知，他为什么擅自闯进去？他们都暗暗高兴，心想这名年轻人冒冒失失的，肯定要被雇主刷下来。　　然而，没过一会儿，雇主就笑吟吟地陪着这名年轻人走出办公室，同时宣布：“先生们，报务员这个职位已经找到人了。谢谢你们的光顾。”其他7名应聘者既纳闷又不服气，其中一人问雇主：“他是最后一个到这里的。可您连面试的机会都没给我们，就把工作交给了他。这显然不公平！”　　雇主答道：“非常抱歉。你们坐在这里等待的时间确实不短，但发报机一直在用莫尔斯代码的嘀嗒声向你们传递如下消息：如果你听得懂发报机发出的信号，你就直接进入我的办公室。但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听到或听懂发报声，只有这位年轻人做到了。理所当然，这个职位是属于他的。”　　（摘自5月6日《环球时报》编译汪新华） 太空碎片麻烦不断 　　这是一起令人关注的太空撞车事件，现场在南极上空885公里处。肇事的双方一个是在太空中默默运行了31年的美国火箭废弃物，一个是中国6年前发射的长征四号火箭残骸，碰撞时间在今年1月17日。　　航天科学家们对此不感到意外：“它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最严重的撞击发生在1996年7月24日，肇事者是一块美国“阿丽亚娜”火箭的残骸，它以每秒14公里的相对速度撞断了法国一颗正在工作的电子侦察卫星的重力梯度稳定杆，后者立刻翻滚失效。　　令航天专家头疼的是，每一次撞击并不能让碎片互相湮灭，而是产生更多碎片，从而增多新的碰撞危险源。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披露，现在每天有近百个编目物体之间的最小距离都在1公里之内，属于可能发生碰撞的危险物体。这些收编在NASA数据库中的物体，都是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大碎片。　　“如果载人的航天器被10厘米的碎片撞到，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科学院航天科学家都亨说，“对于这样大的碎片，惟一的办法就是预警躲避，让航天器临时变轨。”（摘自4月28日《南方周末》作者徐彬） 我们向丹麦人学习什么 　　《人民日报》4月29日刊登刘琼的文章说，今年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据报道，丹麦官方将用一年的时间来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与童话大师。中国作为安徒生纪念活动的主要舞台，30多项庆典活动已陆续展开。当童话成为这个年度的话题主角，除了书商、演出商得到商业的演练之外，经久不衰的安徒生，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尴尬。　　我们为什么感到尴尬？作为千年古国的子民，无数彪炳史册的名字从眼前交替掠过。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应该是民族价值判断的标准，是民族历史的创造主体，是可资仰望的高山，更是薪火相传的血脉。然而，曾几何时，鲁迅被摹画成刻薄小人，曹雪芹在酗酒狎妓中荒唐度日，荆轲的智商无非一介武夫，屈原被考证为一个同性恋……消解经典，戏说历史，痛击“脊梁”，有人竟说这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失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变形。失去了大是大非，最终结果必将是主流价值的无所适从。我们纪念安徒生，从中应当学习丹麦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敬畏姿态。 十一枚炮弹 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日子里，一架英国战机在敌占区执行任务时不幸暴露了目标，德军高射炮齐发，很多炮弹击中飞机，有的炮弹甚至直接打进了油箱。但这些炮弹在油箱里竟然没有爆炸，真是不可思议。　　受到奇迹鼓舞的飞行员冲出重围，返回基地。后来技师从飞机油箱里取出了11枚高射炮弹，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个个完好无损！11枚炮弹被解体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弹壳里根本没有炸药。在其中一个弹壳里，有人发现了一张用捷克语写的字条，上面写着：“我能做的仅此而已！”　　原来，这些做过手脚的炮弹是德国军工厂里的地下反法西斯组织成员的杰作。　　那位捷克工人，在严密的监视下，至少往生产线上放了11枚空炮弹。然而他却内疚地说：“我能做的仅此而已！”他一定觉得自己的力量弱小，对反法西斯的贡献微乎其微。他也许怀疑过此举是否有意义。他无法知道自己的成就，更未得到过表彰和感激。但这个捷克工人却默默地努力着，冒死为他人换来生的希望。你是否对自己的信念有过动摇？你是否怀疑过、迷茫过、甚至绝望过？请记住这个故事。你的努力不会白费。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在某个漆黑的时刻，你的行动也许正为某个人送去曙光。（摘自5月9日《环球时报》编译王悦） 有一种“技巧” 　　如今什么事似乎都要讲个技巧。讲技巧的大师们也就酝酿而生。五花八门的技巧课更是数不胜数，竟成了一门行业。比如怎样学会“推销”的技巧，怎样学会“做官”的技巧，怎样学会“讨人喜欢”的技巧，怎样才能“成才”的技巧，怎么见面“就熟”的技巧，怎么“看人下菜碟”的技巧……　　说白了，而今相当部分的技巧都是采用一种欺骗的手段，鼓励人们大胆的去做假，说假话，以假欺人。　　这些所谓的技巧，却把人的心搅乱了，让人们远离真实，用技巧来对付一切。食品里加糖精，肉里注水，把地沟里的油渣捞上来再次使用……以次充好，以假当真，把黑说成白，把东说成西……这些都是由技巧派生出来的产物。　　这类技巧，都是让人把真实去掉，将自己伪装起来。而真实却是成本，失去了成本，天下必然混乱。技巧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但多迈一步就是骗子。　　所以如今要判断一个人，反而要看他用多少“技巧”了。“技巧”用得太多的人，更要小心防着才是！（摘自5月6日《羊城晚报》作者星竹） 小 节 　　“我只要观察一个兵入营日和退伍日的两件小事，就能知道他的性格，并预测他未来的发展。”一位老连长对我说：“入营那天，我注意他扫地的动作，如果他对每一个隐蔽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都不放松，必是一个谨慎、细心、有耐心、肯负责的人。相反地，如果他遇到沟，就将灰土往沟里扫，遇到不显眼的地方就马虎了事，必定会投机取巧，不能脚踏实地。至于退伍那天，我则观察他折的棉被。如果他因为即将离营，而随便叠两下，必是一个苟且、无恒、没有责任感的人。相反地，如果他仍能一如往日，小心地将棉被折成豆腐干的样子，则显示他对任何事都能锲而不舍、坚持到底，未来也多半会有成就。”　　发现一个人的惰性不难，只要注意几件小事，便能晓得。除去一个人的惰性最难，必须改正每一细节，才能成功。（摘自《萤窗小语》作者刘墉） 晒 根

城市人开车到郊外的田野上闲逛，除了有点想念老家，还想让儿子认认各种庄稼的叶子，能抓只螳螂什么的更好。没想到小男孩眼尖，扯着农民的衣襟喊了起来：“伯伯，你看你不小心，把高粱的根锄断了！这儿，这儿，那一排也是。只连着一点儿，你是不是没戴眼镜看不清呀？”　　农民直起腰，扶着锄把笑了。他对小男孩说：“我不是看不清，我是故意锄断的。”转身问城市人：“你也不懂吧？这叫晒根，说起来就是折磨它，把它两边的根锄断，晒在日头下。过些时候来培上土，高粱就开始疯长，拼命地朝下扎根。俺这儿是丘陵山区，一到夏天，风大雨大，高粱没有结实的根，根本站不住。”　　看城市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农民又说：“不光是高粱，小葱秧也是摆在地上晒几天，晒得焉焉的再栽，一沾水土，立马就活了过来，越发精神。”　　人也是这样的，小时候不学会吃苦，长大了也脆弱，经不起风吹草动。风雨人生路。　　适当地晒晒孩子的根，很有必要。（摘自《辽宁青年》第9期作者王梅芳） 巴甫洛夫讲的一个故事 夜深了，一位巴格达商人走在黑漆漆的山路上。突然，有个神秘的声音传来：“弯下腰，请多捡些小石子，明天会有用的！”商人决定执行这一指令，便弯腰捡起几颗石子。到了第二天，当商人从袋中掏出“石子”看时，发现那所谓的“石子”原来是一块块亮晶晶的宝石！商人后悔不迭：天！昨晚怎么就没有多捡些呢？　　这是科学家巴甫洛夫讲的一个故事。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他在讲完故事后说：“教育就是这么回事——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才会发现以前学的科学知识是珍贵的宝石，但同时，我们也会觉得可惜，因为我们学的毕竟太少了！”（摘自《辽宁青年》第8期作者黄国胜） 当我老了 我毅然决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回国回家去陪伴母亲一个月。　　开始两天，母亲忙着张罗来张罗去，没有时间坐下来。后来有时间坐下来了，母亲开始给我讲人生的大道理，只是这些大道理是几十年前她反复讲过的。于是我耐心地告诉她，那些道理过时了。于是，母亲就会痴呆呆地坐在那里。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发现母亲由于身体，特别是眼睛不好，做饭时不讲卫生，饭菜掉在灶台上，她又会捡进碗里。我要到外面吃，母亲马上告诉我，外面吃不干净，假东西多。我又告诉母亲，想为她请个保姆，她生气地一拐一拐在房间里噼啪噼啪地走，说她自己还可以去给人家当保姆。　　我无话可说。　　我要走前，母亲从床底下吃力地拉出一个小纸箱，打开来，取出厚厚的一叠剪报要我带走。我正在为难，这时那捆剪报里飘落下一片纸片。　　我拿起小剪报，发现是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当我老了》：　　当我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请理解我，对我有一点耐心。　　当我把菜汤洒到自己的衣服上时，当我忘记怎样系鞋带时，请想一想当初我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你。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早已听腻的话语，请耐心地听我说，不要打断我。你小的时候，我不得不重复那个讲过千百遍的故事，直到你进入梦乡。　　当我忽然忘记谈话的主题，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回想。其实对我来说，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能在一旁听我说，我就很满足。　　当你看着老去的我，请不要悲伤。理解我，支持我，就像你刚开始学习如何生活时我对你那样。当初我引导你走上人生路，如今请陪伴我走完最后的路。给我你的爱和耐心，我会报以感激的微笑，这微笑中凝结着我对你无限的爱。一口气读完，我差点儿忍不住流下眼泪。（摘自4月1日《甘肃经济日报》作者杨恒均） 自 强 我的朋友应邀到一位美国友人家中做客并探望其孩子小约翰。朋友到访时，年仅两岁的小约翰正坐在大水盆中玩水呢！朋友问：“孩子玩水哪？”　　美国友人纠正道，小约翰不是在玩水，而是在洗澡。洗澡？朋友大惊：仅仅两岁的小孩子自己会给自己洗澡？美国友人肯定地回答，是的！朋友再度担心，小约翰才两岁呀，他自己能洗干净吗？美国友人的妻子微笑着说，不必担心洗不干净，多练几次，小约翰准能行！　　时隔不久，我的朋友到美国的一家超市购物。大约半个小时后，朋友购物完毕走出超市。在超市大门口，朋友看到一位戴着漂亮帽子的上了年纪的美国女士还在拿着铁扳手修理自己的汽车。之所以说“还在”，是因为这位美国老太太在朋友刚到超市时就已经站在轿车前忙着修车了。老太太是自己驾车到超市来购物的。而30分钟过去后，这位老太太满手油污仍在车前忙来忙去，看来车还没有修理好。朋友当即命令自己：一定要马上过去帮老人家一把！　　出乎意料的是，美国老太太婉拒了帮助：“谢谢，我能行，还是让我自己修吧！”交谈中，朋友惊讶地得知，这位老人家已经93岁啦！（摘自4月15日《今晚报》作者绘丹） 做你喜欢做的事 一位刚过30岁的年轻人，写信给一位百岁老人，诉说自己的苦衷。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写作，可阴差阳错，却当了一名医生，而他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一点也不感兴趣。老人立刻回信说：“做你喜欢做的事。”　　这位医生接到信后，当机立断弃医执笔，后来竟成了大名鼎鼎的作家，他就是日本的渡边淳一。其实在我们身边，像渡边淳一那样，为“做你喜欢做的事”而跳槽改行的并不鲜见。比如，激光博士孙逊当了流行歌手，学导弹的王江成了音乐总监……　　一家国外调查机构曾就“职业与兴趣”对1000名职场人士进行调查，结果令人惊讶：竟有38％的人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不感兴趣，而其中，最终能脱离不感兴趣职业的不足3％。　　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有兴趣时，就会对它产生特别的注意力，表现出感知敏锐、记忆牢固、思维活跃、情感浓厚、意志坚强。即使困难重重也绝不灰心丧气，而能百折不挠地去克服它。可以说，你喜欢做的事，往往正是你的天赋之所在，你的事业之所在。美国曾对2000多位著名科学家进行调查，发现他们中间很少有人为谋生而工作，而大多出于对某一领域问题的强烈兴趣，从而不计名利报酬，忘我工作。他们的成功，与他们的兴趣紧紧联系在一起。（摘自4月18日《劳动报》作者过哲峰） 不如从改变自己开始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地下室里，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像力没有任何局限，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渐渐成熟明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改变的，于是我将眼光放得短浅了一些，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　　但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　　当我到了迟暮之年，抱着最后一丝努力的希望，我决定只改变我的家庭、我亲近的人——但是，唉！他们根本不接受改变。　　现在在我临终之际，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起初我只改变自己，接着我就可以依次改变我的家人；然后，在他们的激发和鼓励下，我也许就能改变我的国家。再接下来，谁又知道呢，也许我连整个世界都可以改变。　　（摘自2月4日《老年文汇报》编译百悦） 麦琪和她的天才班 麦琪是学期中间被调到这个学校的，校长要她当4年级B班的班主任。他说这个班级的学生很“特别”。　　第一天走进教室，麦琪先被吓了一跳：横飞的纸团、架在桌子上的脚、震耳欲聋的吵闹声……整个教室活像混乱的战场。麦琪翻开讲台上的点名册，看到上面记录着20个学生的IQ（智商）分数：140、141、160……在美国，学生入小学都要测试智商，按智商分快慢班。正常人的智商在130左右。麦琪恍然大悟，噢！怪不得他们这么有精神头，原来小家伙们个个都是天才！麦琪为能接手这么高素质的班级而暗自庆幸。

刚开始，麦琪发现很多学生不交作业，即使交上来的也是潦草不堪，错误百出。麦琪找孩子们单独谈话。“凭你的高智商，没有理由不取得一流的成绩，你要把潜力发掘出来。”她对每个学生这样说。　　整个学期里，麦琪不断提醒同学们，不要浪费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特殊天赋。渐渐地，孩子们变得勤奋好学，他们的作业准确而富有创造力。　　学期结束时，校长把麦琪请到办公室。“你对这些孩子施了什么魔法？”他激动地问，“他们统考的成绩竟然比普通班的学生还好！”　　“那很自然啊！他们的智商本来就比普通班学生要高呀，您不是也说他们很特殊吗？”麦琪不解地问。　　“我当时说B班学生特殊，是因为他们有的患情绪紊乱症，有的智商低下，需要特殊照顾。”　　“那他们的IQ分数为什么这么高？”麦琪从文件夹里翻出点名册，递给校长。　　“哦，你搞错了，这一栏是他们在体育场储物箱的号码。”原来这个学校的点名册，在一般学校标智商分数的地方，注的是储物箱号码。　　麦琪听了，先是一愣，但随即笑道：“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天才，他就会成为天才。下学期，我还要把B班当天才班来教！”（摘自4月20日《环球时报》编译荣素礼） 终生受益的经历 在我12岁时的一天下午，我在父亲的家具店里打扫地面，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走了进来。我问父亲，可不可以由我来接待她。父亲回答说：“就看你的了！”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噢，是这样的。我以前在你们店里买了一张沙发，可现在它的一条腿掉了。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帮我修好？”　　“夫人，您什么时候买的？”　　“有10年左右了吧。”　　我跟父亲说，这位顾客想让我们免费为她修理她10年前买的旧沙发。　　父亲吩咐我告诉她，我们下午就到她家里去修沙发。　　我们给那位老妇人的沙发新换了一条腿，然后就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声不吭。父亲问：“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你心里明白，我想去上大学。可是，假如总是这样跑大老远地给人免费修沙发，到头来我们能挣几个钱呢？”　　“不能那样想，你得尊重你的客户。况且，学着做一些修理活对你没有坏处。另外，你今天错过了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把沙发翻过来后，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标签？其实，这张沙发不是我们店卖的，而是从西尔斯家具店买的。”　　“你的意思是，我们为她修理沙发，一分钱不收，而她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顾客？”　　父亲看着我的眼睛，郑重说道：“不。现在她是我们的顾客了。”　　两天后，那位老妇人再次光临。这一次她从我们店里买走了价值几千美元的新家具。　　如今，我在销售行业已经干了30多个年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给不同的公司做销售代理，而我的销售业绩在这些公司的代理中常常是最好的。我之所以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是因为我总是抱着尊重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客户，而这多亏了多年前的那个下午和父亲一起修沙发的宝贵经历。（摘自4月22日《环球时报》编译汪新华） 快乐即成功 上个世纪初，有一位犹太少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一有空闲就练琴。可是就连父母都觉得这可怜的孩子拉得实在太蹩脚了，完全没有音乐天赋。　　有一天，少年去请教一位老琴师。老琴师说：“孩子，你先拉一支曲子给我听听。”少年拉了帕格尼尼24首练习曲中的第三支，简直破绽百出。一曲终了，老琴师问少年：“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少年说：“我想成功，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琴师又问道：“你拉琴快乐吗？”少年回答：“我非常快乐。”老琴师把少年带到自家的花园里，对他说：“孩子，你非常快乐，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又何必非要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不可？你看，世界上有两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不能结果的花更加美丽，比如玫瑰。又比如郁金香，它们在阳光下开放，虽说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这也就够了。”　　少年完全明白过来，快乐胜过黄金，是世间成本最低、风险也最低的成功。少年心头的那团狂热之火从此冷静下来，他仍然常拉小提琴，但不再受困于帕格尼尼梦想。　　这位少年是谁？他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摘自3月25日《解放日报》作者王开林） 关爱与回报 日前央视播出了羽坛世界冠军龚智超讲述自己少年时最难忘的一件事。龚智超在参加完一次省里比赛后，急于回家。到了汽车站，才发现自己的车票钱不够，14元的车票还差了一半，于是她就对着比自己大四五岁样子的乘务员说：“小姐姐，我的车票钱不够，能让我上车回家吗？”乘务员看着这个背个小包，提着两个球拍的天真少女，就让她上了车，中午吃饭时还给龚智超买了饭吃，把龚智超带回了家乡。　　这个故事如今成了央视的一个卖点，他们不惜人力、物力、派出专门的搜索组，到龚智超家乡那个县城的长途客运站，从客运站当年的好人好事登记本中，找到了一百多条线索，然后逐一排查。到节目播出时，线索仍未理清，不过客运站的经理已明确表态，一定要找到那个好心的乘务员。　　我相信凭央视的实力在龚智超的家乡找到那个乘务员是完全可能的。那个乘务员也不会放弃这次与世界冠军重逢的机会。可我觉得我们的电视节目没有继续追踪下去的必要。一个人关爱一个人，这里面有多种原因，这也是人性美好本原的自觉。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文化应该把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行为牵引到这是人格自我完善的理念上，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才能有新的提升。如今再度导演几千年来“泛美”色彩“善有善报”的故事，那就把现代人的品位和素质往回拉了。（摘自4月22日《北京晚报》作者阮直） 如珠妙语 精神和物质这个问题貌似高深，其实再浅显不过。比如你到饭馆吃饭，饭菜极好，服务态度极差。走还是吃下去？这就是精神和物质谁战胜谁的问题。　　——画家黄永玉语　　找棵20米高的树，砍下来，把两头削尖，是不是就可以到吉尼斯申报“世界上最大的牙签”呢？　　——面对国内持续不断的申报“世界之最”热潮，有网友突发奇想　　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区，诸如“请不要随地吐痰”、“请不要大声喧哗”的警示标语都是用中文书写，因为大多数外国人不会这样做。而在中国，许多标语都被翻译成英文，但上述两条通常不会。——新东方学校教师谭小熊撰文指出，有些标语全球只用中文写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摘自4月22日《羊城晚报》） 永远二十五岁 从小大人就告诫我，做人要有礼貌，其中的一条就是不要随便问别人的年龄。不过身为女人，自己却从来不介意别人问年龄。　　后来发现，在我的身边，和我一样从来不把年龄当成秘密的人很多，特别是在香港。其实年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　　问题却就是在这里。社会上为不同的年龄设定了不成文的一些规限，在什么样的年龄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连什么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留什么样的发型，也有了一定的模式。于是很多人不自觉地，到了怎样的年龄，就去做怎样的事情。　　然而，很多人说，香港人很难看出实际的年龄。这是真的。很多香港的男生，40岁了，看上去还像是20多岁刚从学校毕业的样子，30多岁的女生，还穿着满身的　　HelloKitty。大家做的是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没有想过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年龄这个问题。永远25岁，并不是要在大家面前装嫩，而是自己的心境真的一直保持在年轻的状态。

生理的衰老必须承认和面对，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让这种衰老来得慢一点点。但是心理衰老的快慢却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摘自5月10日《广州日报》作者闾丘露薇） 诚信实验 太太在一所盲校任教，曾跟我说过其实盲人们在一起也有一些娱乐活动，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趣。例如下棋，她的学生中有好多都能跟象棋大师吕钦、胡荣华那样下盲棋，在头脑里摆一局棋而用语言指挥相互攻伐；再例如打扑克，在每张扑克上扎出凸起的盲文，就可以分辨出是张什么牌了。　　我打断她的话提出疑问：但扑克并不如象棋一样都是十个兵卒四辆车一将一帅平均分给两个人的，而是几副扑克随机分配给每个人，总会出现好牌臭牌的。每个人都不可能知道别人手里有什么牌，那万一有人作弊，拿张小牌当大王出怎么办？总不能每出一张牌，每个人都伸手摸摸到底是什么牌吧？　　太太说，你这就不懂他们的心理了。这个游戏完全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一旦出现作弊现象就会使每个人都失去娱乐的机会，对无论作弊者还是别的人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　　谁还会玩这种损害自身及他人利益的偷梁换柱的把戏呢？　　我说麻烦你去实验一下，如果谁赢了可以得到十块钱的奖励，那会怎么样呢？钱由我来出。星期一太太下班回来，说作弊出现了。不过他们随即就想出了办法，来对付偶尔出现的不诚信行为。　　我问是做了思想工作，还是拒绝了我提供的奖励？太太说都不是。“他们只是达成了一项约定，一旦谁被发现有作弊行为，将被大家彻底孤立并被罚值日一学期。”（摘自5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冬亥） 由“厕所”看思维差异 　　5月7日《今晚报》刊登余杰的文章说，美国差不多任何一处公共厕所，除了男女的分别之外，都专门设置了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　　有一次，我去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游玩。公共厕所门口排起了男女两个长队，唯独中间的残疾人厕所前没人排队。于是，我的“中国式”思维又开始工作了：既然残疾人的厕所并没有残疾人在使用，何不匀一些人去呢？这样岂不能缩短男女两排队伍的长度、节省大家的时间吗？我的美国朋友听了我的建议之后，连连向我摇头，并解释说：“如果正常人去使用残疾人的厕所，虽然现在看没有残疾人来，但如果正常人正在使用的时候，来了一个残疾人怎么办？这不就造成了正常人侵犯残疾人的权益？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做。”这番话让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第一次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那样地没有“文化”。 倒行人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人中，最引起我注意的要算倒着走、倒着跑的人。人的一生，都是面向前进。按照“用进废退”的理论，有许多部位是锻炼不到的，于是有人发明了“倒行法”，使长久锻炼不到的部位得到锻炼，弥补了锻炼不及的缺憾。据参加倒行锻炼的人说，效果极佳。看倒行的人多了，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步步后退却是向前。脸向前的锻炼固然好，背向前的锻炼也有奇效。生活里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钦佩，有时后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摘自5月10日《人民日报》作者牛耕） 成功有时只需改变一点点 一位河南小伙子叫卢旭东，在北京三里屯市场卖菜。每月靠勤扒苦做，也能挣1000多元，但尽管干了5年，却只能养家糊口。　　一次，他发现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正认真地挑选一些看上去“精致小巧”的菜品，他很奇怪：“中国人都喜欢挑选大个头的菜品，而老外为什么偏偏挑小的呢？”小伙子多了个心眼，他特地请了个大学生老乡，跟老外聊了起来。原来，这是因为东西方审美情趣差异以及饮食观念不同所致，老外认为小巧的菜品不仅漂亮，而且营养价值高。　　了解到这个“秘密”后，小伙子每次进菜都挑同行们不喜欢进的小巧菜品。由于他的菜品紧紧抓住了外国客人的喜好，加上三里屯老外很多，他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尝到甜头的小伙子为了牢牢抓住商机，与一些蔬菜批发市场的供货商悄悄签订合同：凡是小菜品都归他所有。就这样，他在菜市场里做起了“垄断”生意。他的菜品“特色”慢慢地在老外中有了一定的名气。他在市场里租了一个店面，还取了个洋名字“LOU’SSHOP”（前一个单词是卢旭东的谐音，后一个单词是商店的意思）。随着名气的增大，卢旭东认为有老外的地方就应该有“LOU’SSHOP”。他前后在北京市区开了11家连锁店。为了保证最优质的货源，他还在京郊的大兴县买了一块地，建立了自己的蔬菜基地。　　他作为“中国卖菜工的第一人”，收到了美国农业部的邀请，远赴美国进行半个月的实地考察，学习美国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　　卢旭东认为，有时候成功真的只需要改变一点点！（摘自《辽宁青年》5月8日刊作者志刚海燕） 犹太人“扶贫”有术 全球2600多万犹太人，虽然不是个个富霸，但是至少你不会见到有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的犹太人。只要你是犹太人，哪怕身无分文来到异国他乡，只要当地有犹太人组织，只要你找到他们，你的吃饭住宿问题就立刻会得到解决。当然，犹太组织不是永远提供慈善服务的机构。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愿意帮助落难者的犹太商人。该商人怎么帮助自己的同胞呢？他的方法很妙。假如这是一个鞋商，他就对落难的同胞说，我这鞋店目前只在西边发展，这座城市的东面还没一家分店。你就到东面去开分店吧。我借钱给你去租店铺，货我也先提供给你，等你卖掉了鞋，赚到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我。你站住脚了（这应该没问题，我会帮你站住脚），我就是你的长期供货商。这种帮助人的方法是精明的，犹太人能将它作为一个传统长期坚持不懈。既帮助了同胞，又帮助了自己，这样犹太人就不但帮助了落难者自立，同时又扩张了自己的生意。正因为这种帮助人的模式对提供帮助者本身是有利的，因此这种慈善行为才能长期持久地延续下来。犹太人的智慧委实令人敬佩，他们“扶贫”的方式、方法更给人启迪。　　（摘自5月9日《上海法治报》作者魏信德） “坚定”的后果 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年轻时在各种新产品、新发明上的投资达50多万美元。但那些项目没一个成功。马克·吐温心灰意冷，发誓永远不在“新奇玩意儿”上浪费金钱了。　　一天，一个年轻人登门拜访这位大文豪。来访者胳膊底下还夹着一个怪模怪样的东西。原来，年轻人发明了一种新装置，需要资金来推销和大批生产这种装置。马克·吐温说自己有过无数次投资失败的教训，再不打算冒任何风险了。　　“我并不指望巨额投资”，年轻人说，“只要500美元，您就可以拥有一大笔股份。”想起自己刚发过的誓言，马克·吐温还是摇了摇头。失望的年轻人只好起身告辞。看着他的背影，大作家不由心头一动。“嘿，”马克·吐温在客人身后叫了一声，话一出口，他立刻为自己的不坚定感到羞愧。为了掩饰，他马上改口说，“……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贝尔”，年轻人回答，“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再见，贝尔！祝你好运！”马克·吐温关上了房门，心想：“谢天谢地，我总算坚持住了，没向贝尔投资。”　　今天我们知道，年轻的贝尔胳膊下夹着的“新奇玩意儿”叫电话。所有给这个新产品投资的人，日后都成了百万富翁。有时候，“坚定”不总有好结果。因为太坚定，马克·吐温与机会失之交臂。（摘自5月13日《环球时报》编译王问溪） 开除不得 美国那么发达，似乎不好说美国人傻，可有些人行事确实叫人啼笑皆非。　　我和一个伴儿去逛商店。不知怎么的，我一眼看上一条丝质的小披肩，黑底色，有些金色的小点，夜空似的，有点浪漫，一看标价：24美元。同伴说贵了点，不就连着两个袖子，能费多少料。

我觉得不贵，因为喜欢。交款的时候，收银小姐退回我12美元，解释说：“由于季节的缘故，对这种披肩已决定打折50%，只是通知还未及时贴出。”　　我和同伴面面相觑。在国内做过服装生意的同伴说：“没有张榜，完全可以卖原价，这号傻妞儿，若是我的员工，我只怕要把她开除。”　　我附和同伴嘲弄美国人的傻。只是又觉得，人不能没良心，我毕竟是受益者。另外，我感觉到这里有我不能小觑的、严肃的东西。未及思索停当，就有几个国内来的游客请我俩充当临时翻译，帮买一些东西，想要的货品很具体：香奈尔5号。在美国买法国香水？　　最初，我有些不解。后来一看价目，和法国还真是相差无几。没想到的是，双方在购买的数量上发生了分歧：买者要一箱（五十余瓶），卖者不肯，一是作为零售店，他们不搞批发；二是香水这样的货品，从没有这样卖的。一番交流之　　后，仍不顶用，最后是按一人3瓶的数量，卖给他们9瓶，且说这是最高上限。　　出得店门，我看同伴埋头沉思，就开玩笑地说：“若是你的员工，就把她……”她闷闷地答道：“开除不得，这号人是要干大事的。”　　（摘自5月10日《世界报》作者李玉皓） 柔和的力量 记得早年学医时，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啦！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间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去，效果才佳。”　　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质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一种不曾剑拔弩张，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念。（摘自5月13日《北京娱乐信报》作者毕淑敏） 紧追一只羊 一天，我在中央台的《人与自然》节目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在一望无际的非洲拉马河畔，一只非洲豹向一群羚羊扑去，羚羊拼命地四散奔逃。非洲豹的眼睛盯着一只未成年的羚羊，穷追不舍。在追与逃的过程中，非洲豹超过了一只又一只站在旁边惊恐观望的羚羊。但对那些和它挨得很近的羚羊，它却像未看见一样，一次次放过它们。终于，那只未成年的羚羊被凶悍的非洲豹扑倒了，挣扎着倒在了血泊中。　　那只豹子为什么不放弃先前那只羚羊而改追其它离得更近的羚羊呢？原来，因为豹子已经跑累了，而其它的羚羊并没有跑累。如果在追赶途中改变了目标，其它的羚羊一旦起跑，转瞬之间就会把疲累不堪的豹子甩到身后，因此豹子始终不丢开已经被自己追赶累了的羚羊。　　其实，梦想就是一只羚羊，在追逐的中途可能出现各种目标的诱惑，如果你为之停留，最终将一无所获。紧追一只羊，那么，你就多了向成功飞速靠拢的机会。（摘自《新青年/朋友》第5期作者若风尘）她在路上画条线 或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叫琼玛卡若医生的名字，但这个世界上注定要留下她的痕迹。　　琼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从医经历中，车祸造成的一个个患者让这名医生开始考虑起高速公路的安全问题。琼自己的轿车也曾经有过与其他车辆擦边相撞的经历，琼决定为减少车祸做些有益的事情。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琼注意到，人们都乐意在靠近中间的部分行驶，这种偏好使得车辆相撞的机率大为增加。一个念头闪现在琼的脑中：在公路中间画上一条醒目的线。　　当琼将她的想法提供给有关部门时，她得到的是这些部门最典型的官僚主义式反应。琼在与官僚势力苦斗了七年之后，才使她的提议得到实施。1924年，加州高速公路管理委员会同意在99号高速公路进行试验，他们在这条公路的中间画上了醒目的一条线，将公路平分为两部分。此后的统计数字表明，99号高速公路的事故率极其显著地下降了。不久，全加州的高速公路都以画上了琼玛卡若线而引以自豪。之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孙芹摘自5月12日《组织人事报》作者尹玉生） 令人尊敬的幽默 今年3月底，我应邀参加达拉斯一个亚裔商会新任董事会的就职典礼。会前，商会的负责人告诉我主题发言人将是德州的总检察长格雷格·阿波特先生。他曾做过德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目前重点负责提供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消费者和罪案受害者的保护。　　然而当阿波特检察长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他是坐在轮椅上的。　　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时候，举自己为例。原来他曾经能跑善跳，还是老家邓肯镇中学田径队的。但是在他刚刚拿到法学学位的那一年，他就在一次慢跑中意外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砸中，从此不能站立，只能靠轮椅代步。然而，阿波特并没有气馁，而是依靠着不懈的努力达到了自己现在的位置，全美第二大州司法界的最高职位。　　大家忍不住边听边感叹，会场一时很沉重。他笑道：“我看到很多人刚才在摇头。我猜大家一定在心里说，天呐，格雷格，您这慢跑也太慢了，要不怎么能让倒下的大树砸到呢？”全场一阵哄笑和着诧异的赞叹。没人想到他在这种时候还能保留幽默感，现场回到了轻松的气氛中。在他演讲结束时，我们全场起立，对他表示感谢和尊敬。（摘自5月16日《京华时报》作者巴客） 芬兰酒店的账单 余先生做纸张生意时常常到芬兰去买纸。有一次，余先生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一家酒店住下。余先生在那家酒店发现一张卡片，卡片上的说明大意是：为了节省资源，希望顾客不要要求每天换新的床单、被单、浴巾和毛巾。余先生也就没有要求每天换新的。没想到在余先生退房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账单上有一个减号，被减去了16.5美元。余先生好奇地问：“小姐，为什么减去16.5美元？”“先生，我们客房部说，您住了3个晚上都没有换任何毛巾、浴巾，也没有换床单、被套和枕头套，我们这16.5美元就当做洗衣粉的钱退还给你。谢谢您爱护芬兰的资源！”（摘自5月17日《现代女报》作者徐克） 质优胜过一切言辞 在一件小事上，我们悟到了日本文化之所以在美国强势的一个原因。亚特兰大附近一个小镇每年举办一次樱花节。一次，我们在樱花节上帮忙。一早就来了一家日本人，全部节日盛装。他们在树下铺上薄毯，摆开食物，就盘腿端坐下来。女人们有时起来张罗食物，男子们始终身板笔挺地端坐赏花。这一端坐，就是整整六七个钟头！这使我们感到，日本人是以一种认真纯粹到极点的风格，使他们拿出的东西都带有这种风格的痕迹，让轻松开放惯了的美国人折服。　　可是，我也见过让日本人折服的中国人。扬州有一位盆景艺术家赵先生来美国出席世界盆栽年会。他初来时，世界盆栽界已是日本艺术家的天下。赵先生却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每次表演，从定题、备料、加工，到上场后的每一分钟都预先精心准备。把中国式的谦谦君子之风，把具有宋明画意的中国艺术，呈现在世界盆栽界。十几年下来，令大家刮目相待。终于，一次大会期间，某日本盆栽大师在表演中，看到赵先生步入大厅，竟例外地中断表演，走下台来迎候致礼，以表敬重。　　这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质优胜过一切言辞。我们要做的，是如赵先生那样，年复一年，持之以恒，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

（摘自5月15日《新京报》作者林达） 公 正 文学评论家舒乙从不直呼老舍为父亲，而是恭恭敬敬地称为“老舍先生”。舒乙喜欢这样称呼，言下之意是：“我一直是从事老舍研究工作的，我并不想从儿子的角度研究他，而是从一个研究人员的角度去看他，叫他‘老舍先生’可以时刻提醒我要公正一些。”　　（摘自4月30日《中国改革报》作者潘强） 为了0.1%的希望 我是佛罗里达海湾的一名空降急救员。我的队友约翰是个性格温和的大块头。　　这天我们又接到任务来到现场，发现横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辆加长的多节拖车。小山一样的沙子堵住了整整3条车道。　　路边的金属护栏上斜着一辆小轿车，车身撞得完全变了形。小车司机是个年轻女性，面部严重受伤，已经昏迷不醒。我们迅速把她从汽车残骸中抬出，直升机立即送她去急救中心。但直升机起飞不久，我们就接到不幸的消息：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和约翰又失败了，我只想回家，躲在衣橱里痛哭一个星期。然而约翰说：“让我们在附近转转。”　　“她已经死了，我们还能干什么？”我咆哮道，“帮他们清理沙子？”约翰一言不发地走到报废的小轿车前，他看到倒车镜上挂着一只婴儿鞋。他取下那只小鞋，然后又急忙把头探进车窗。一分钟后，他站起身来。“那孩子在哪儿？”约翰问。“什么孩子？谁的孩子？”我莫名其妙。但约翰已经向沙堆飞奔而去，我从没见他跑得那么快。直觉告诉我，他发现了不寻常的线索。我也紧跟在他身后跑。转眼我们已经到了沙堆最高处，我和约翰开始疯狂地挖沙子。“找到那个孩子！”约翰语无伦次地大喊：“她刚从商店里出来……尿布……奶瓶……那只婴儿鞋。找到那个婴儿！”　　我们像疯了一样，用手拼命地扒开沙子，并喊其他人来帮忙。其实那奶瓶和鞋子也许只是个巧合，99.9%的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婴儿正安全地躺在家里，或是正在幼儿园里玩耍。但我们没有停手，有0.1%的可能就足够了。　　突然，约翰大叫起来：“我找到他了！”确切地说，是个“她”。这是个只有9个月大的女婴，她被毯子包裹着，浅浅地覆盖着一层沙，还在甜睡，全然不觉周遭发生的不幸。一定是紧急煞车时，由于惯性被弹出了车窗，刚好落在沙丘上。令人无法相信的是，她除了右脚上有处小划伤外，毫发无损。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的喜悦之情。　　虽然在后来的交锋中，我们曾无数次败给死神。但挂在倒车镜上的婴儿鞋时刻提醒我，只要有一丝胜利的希望，我们的战斗就是值得的。（摘自5月16日《环球时报》编译王问溪） 推介两个“模特” 　　对于世风，不满的人是不少的。如何引导世风、改善世风，更是一个热门话题。今天，我试推介两个“模特”，供有心者参考。　　姚明是美国NBA中最有影响力的选手，又以最高票数入选NBA全明星阵容。但是，姚明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国籍，在我的NBA生涯结束后，我会回到中国去生活。我经历了许多困难才得以到NBA打球，但如果我必须在NBA和国家队之间作出选择，我会选择国家队。”刘翔在雅典夺得奥运会金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披上五星红旗绕场致意，这不啻向全世界宣布：“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　　在最近一次全国室内运动会上，刘翔因抢跑犯规而被取消决赛资格，舆论为之大哗。在新闻发布会上，刘翔坦率地说：自己“起跑技术还有问题”，“这次错误在于自己过于大意”，这次失利对今后“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姚明在雅典奥运会短短的半个月里，也有说错、做错的地方，他在赛场上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有时偏激，有时暴躁，有时狂热，有时骄傲……后来对这些他都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对于两个“大孩子”来说，因为有错误而更显其真实，也因为勇于改正错误而更显其可爱。　　姚明回到上海，就去看他的小学班主任；刘翔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有今天，启蒙教练功不可没。“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孝悌之心日见淡薄的今天，姚明刘翔却如此真诚地爱着他的家人、师长、朋友、同学，实属难能可贵。（摘自《上海支部生活》第5期作者彭瑞高） “小气”的荷兰人 去年下半年，受爱顿公司之邀，我们出访了荷兰。想象中，爱顿公司每年做近千万美元的大生意，办公楼应该“有头有脸”，当眼见爱顿公司竟然“蜗居”在几间简装的写字间里时，我们大跌眼镜。不过，在公司的走道里，办公桌的案头，窗台上，摆着各色各样的花卉，散发出淡雅的清香。　　商务洽谈时，问起对供货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主人爱丽丝女士笑称，大体上可以。不过有一批到货中发现了质量上的缺陷，用户要求退货。团长听了，大吃一惊。接过索赔清单后，团长哑然失笑，如释重负：“只有100多美元，好的，我们认赔。”再看到上面列举的报关费、商检费、税费等精确到几分几厘时，团长摇摇头，转过脸对我们说道：“真是小题大做。”　　正事过后，爱丽丝女士问了我们的日程安排，接着说，如果要游览当地名胜，他们可派公司的车送我们，但司机和油钱等要按实际使用情况来结算。我把这些翻译给团长听，他窘得直摆手，又用中文嘀咕了一句：“免了，免了！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会面结束时，爱丽丝叫雇员拿来几个印有他们公司标识的礼品打火机，说是送给我们做纪念。谁料回国后，在货款中接到了一纸清单，说是要扣掉礼品费，金额又是精确到了几分几厘。我把这事跟团长汇报后，他睁大了眼一声长叹：“这荷兰人也太‘薄情’了……”（摘自5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刘卫） 父亲的钱包 从我有记忆起，父亲已换了好几个钱包了，但是不管他换用哪一只钱包，我发现里面总是夹有两张信笺。差不多30年了，依然如此。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那两张信笺已经破烂，取而代之的是两张复印件，复印件一年换一次。　　那两张纸上究竟有些什么秘密呢？多年来，我一直在猜想。　　直到不久前，父亲退休了，这个秘密才得以解开，原来那是父亲早年在部队里写的两份检讨的草稿。　　父亲说1961年春他当兵到海南。那年夏天炎热，他和另一个新兵偷了当地老百姓的两个西瓜，结果被发现，受了处分写了检讨。这是第一份草稿。第二年，身为炊事班采购员的他为了买一本书，贪污了一元一角钱公款，结果又被发现了，写了第二份检讨，有了第二份草稿。部队首长警告他说：如果犯有第三次，决不轻易饶恕。父亲说，从那以后，他只要用钱，就会想起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有了这种回忆，就保持了手的干净。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直到退休，在经济上没再犯类似的错误。父亲退休前的几个月，检察机关查处了他所在企业的领导班子集体腐败案，涉案者二十余人，而在中层干部中，只有他和另一位科长清清白白，安然无恙。（摘自《中外文摘》第10期作者洋中鱼） 让补丁高贵 毕业前夕，教授出了一道题：现代生活中有补丁的衣服极为少见。请问，如果一件衣服上有一块难看的补丁，如何让它变得高贵？　　这个问题一时成为我们每晚“卧谈会”的主要内容。两个星期后，探讨出了若干种方法——　　在补丁上绣花；请一位模特穿上这件衣服，上台演示，以此告知人们补丁是一种另类的时尚；编写一个动人的关于该补丁的故事；邀请名人，于补丁上签字；放弃这件衣服穿的功能，把它作为某场合的展览品。我们把这些方案交上去。教授频频点头，画上一个个“A”。　　不久，我们毕业了。离校时，教授要求我们都带走这份关于让补丁高贵的作业。我们明白，教授是想告诉我们：卑微的补丁可以高贵，芸芸众生，也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为自己的人生添上厚重且高贵的一笔。

这是我读书生涯里的最后一课，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摘自5月14日《精神文明报》作者斯维） 选 择 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第四届全国拼字大赛中，南卡罗来纳州冠军——11岁的罗莎莉·艾略特一路过关，进入了决赛。当她被问到如何拼“招认”(avowal)这个字时，她轻柔的南方口音，使得评委们难以判断她说的第一个字母到底是A还是E。　　评委们商议了几分钟之后，将录音带倒带后重听，但是仍然无法确定她的发音是A还是E。　　解铃还得系铃人。最后，主审约翰·洛伊德决定，将问题交给唯一知道答案的人。他和蔼地问罗莎莉：“你的发音是A还是E？”　　其实，罗莎莉根据他人的低声议论，已经知道这个字的正确拼法应该是A，但她毫不迟疑地回答，　　她发音错了，字母是E。　　主审约翰·洛伊德又和蔼地问罗莎莉：“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正确的答案，完全可以获得冠军的荣誉，为什么还说出了错误的发音？”　　罗莎莉天真地回答说：“我愿意做个诚实的孩子。”　　当她从台上走下来时，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为她的诚实而热烈鼓掌。　　第二天，有一篇报道这次比赛的短文：《在冠军与诚实中选择》。短文中写道，罗莎莉虽没赢得第四届全国拼字大赛的冠军，但她的诚实却感染了所有的观众，赢得了所有观众的心。（摘自《现代交际》第5期作者佚名） 好运气缘何降临七次 经济萧条时期，钱很难赚。一位有孝心的小男孩，实在看不下去父母起早贪黑地工作却仍然无法供养整个家庭的温饱，所以偷偷溜到大街上想找个工作。他的运气还算不错，真的有一家商铺想招一个小店员。小男孩就跑去试。结果，跟他一样，共有七个小男孩都想在这里碰碰运气。店主说：“你们都非常棒，但遗憾的是我只能要你们其中的一个。我们不如来个小小的比赛，谁最终胜出了，谁就留下来。”　　这样的方式不但公平，而且有趣，小家伙们当然都同意。店主接着说：“我在这里立一根细钢管，在距钢管2米的地方划一条线，你们都站在线外面，然后用小玻璃球投掷钢管，每人10次机会，谁掷准的次数多，谁就胜了。”　　结果天黑前谁也没有掷准一次，店主只好决定明天继续比赛。　　第2天，只来了3个小男孩。店主说：“恭喜你们，你们已经成功地淘汰了4个竞争对手。现在比赛将在你们3个人中间进行，规则不变，祝你们好运。”　　前两个小男孩很快掷完了，其中一个还掷准了一次钢管。　　轮到这位有孝心的小男孩了。他不慌不忙走到线跟前，瞅准立在2米外的钢管，将玻璃球一颗一颗地投掷出去。　　他一共掷准了7下。　　店主和另两个小男孩十分惊诧：这种几乎完全靠运气的游戏，好运气为什么会一连在他头上降临七次？　　店主说：“恭喜你，小伙子，最后的胜者当然是你，可是你能告诉我，你胜出的诀窍是什么吗？”　　小男孩眨了眨眼睛说：“这比赛是完全靠运气的。为了赢得这运气，昨天我一晚上没睡觉，我在练习投掷。”（摘自《西部人》第2期作者陌生） 能挣到钱的地方就是岗 今年4月，我到美国作学者访问，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国人的择业观是很讲究实际的。　　访问期间，一位朋友告诉我：“我家要请一位擦玻璃的人来干活，这个人叫比尔，是一位心理学硕士，一个人办一家公司，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工人。”我一听说硕士专给别人干擦拭玻璃活，感到有些新奇，很想见识一下。　　那天，我来到朋友家。上午9点整，一辆白色面包车准时到来。从车上走下来的是一位高个子的青年人，大约30多岁。他一面向主人打招呼，一面从车顶上取下一个轻便的梯子，从车里取出一把大刷子和一只塑料桶，桶里装着塑料布、泡沫塑料和洗涤剂。朋友向他交代了客厅、餐厅、卧室、书房、游泳池等一共40多块要擦的玻璃。比尔接连地“OK！”“OK！”，然后就干了起来。他在客厅的地板上铺好塑料布，放上兑好洗涤液的塑料桶，先用泡沫塑料蘸上洗涤液，将各个房间里面的玻璃抹一遍，接着用大刷子刷一遍，玻璃就干净了。在他休息的时候，房主人递上一瓶饮料，我趁机和他攀谈起来。　　“比尔，听说你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挺好哇！”　　“是的，没错。”　　“你是心理学硕士，为什么离开那么好的专业？”　　“我干过几年心理咨询，现在这一类公司太多了，竞争很激烈，心理咨询不如擦拭玻璃挣钱多。”比尔把两手一摊，笑了，很真诚，很坦率。　　比尔穿着背心短裤，汗流浃背。将近12点，40多块玻璃全部擦完，一片明光铮亮。房主人给了他一张支票。据报道，目前美国的大学生中至少有35％的人从事着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没有人背后议论和鄙视。只有那些能干活而不干活的人，伸手要救济金，才被认为是懒汉，被人瞧不起。在这里，每天都有“下岗”的，每天都有“上岗”的。他们说得很直截了当：“什么是岗？能挣到钱的地方就是岗。”（惠摘自5月9日《劳动报》作者方之） 古董的缺损 某日，一位古董商到我家里做客，我便尽出所藏，请他鉴赏评价。我拿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块田黄印石，长约四寸。　　“这值不了什么钱！”古董商说，“因为上一段有裂纹，下半截有杂质，只有中间一小块完美！”“我当年是以高价买的！”我大吃一惊。　　“你听我说完哪！”古董商笑着说，“你如果把上下两截锯掉，只留中段，价钱就能翻一番了。”接着他展开我收藏的一幅古画：“是名家手笔，可惜右边破损了一块，修补之后总是看得出来的，倒不如将右侧整个切除，价钱要比补了之后还高得多。”最后，我取出了传家之宝的黄磁盖碗。　　“这个盖子早该扔了。”古董商一见便说，“不连盖子，要比连盖子容易卖，价钱也好。”“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呢？”我很不服气，“有盖反比无盖来得便宜？”　　“当然！因为盖子有缺损。你想想看，当买主看到这件东西，发现盖子已破，还会买吗？”他把盖子放在案上，并将碗捧到我的面　　前，“可是，这样子谁还知道有个盖子呢？于是买主只当那是只完美无缺的碗，而会爱不释手了！”　　“同样的道理！”他又指着印石和画说，“你切去杂质之后，大家只见那是块难得温润美好的田黄，有谁知道原来的要大得多；而那画没几人看过，切了一半仍是不错的构图，谁会想到已比原来少了半截？”　　人们为什么总会注意那小小的疵缺，而忽略大体的美好；宁可被骗，也不愿接受那有缺陷的事实呢？（摘自《语林》第5期作者刘墉） 蜂死蝇生的思考 大自然给予两种昆虫——蜜蜂和苍蝇以相同的生存条件。然而蜜蜂和苍蝇却不是一个活法。　　蜜蜂积累财富无止无休，它们恨不能把天下的蜜、粉都采集到巢中，所以，只要外界还有蜜有粉，它们就不会休息。疲惫不堪、早衰和过劳死的现象，是它们无法排解的尴尬和不幸。苍蝇，饿则求食，饱则安息，它们虽无丰厚之积累，却能养精蓄锐，活得自在。　　蜜蜂一旦分居，便将同类视为异己。它们常会因食源短缺而你争我夺，战事迭起，弄得两败俱伤。苍蝇不然，它们共食而不争食，更不会去东征西讨。穷日子，反让它们太太平平地活个够。　　蜂不改向，蝇寻生路。有人做过试验，将数量相等的若干只蜜蜂和苍蝇放进一只透明的玻璃瓶，然后将玻璃瓶的底对着光源，将瓶身与瓶口置于黑暗之中。结果，瓶中的蜜蜂只只都朝着光源挣扎而死，而苍蝇却都从背着光源的瓶口飞走了。　　善良的人们永远热, 爱蜜蜂，赞赏蜜蜂的勤劳和勇敢，批评苍蝇的自私与懒惰，但人们却不得不承认，蜜蜂的种种积重难返，实在是生命的一大悲哀。

（摘自5月21日《广州日报》作者鲁桥） 子孙会不会记得你 我在大学念书时，曾经选修过一位哲学教授的课。很多时候教授在台上讲，底下的学子昏昏欲睡。碰到这种情况，教授有时会别出心裁，比如有这么一次——　　“注意了！注意了！下面我有几个小小的问题要请教大家，知道的请举手。”教授首先发话。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了解自己的父母？”这么简单的问题？人人都举起了手。　　“祖父祖母呢？有多少人了解？”这次举手的人少了，不过也有3个人。　　“那么，现在谁能告诉我，有多少人了解你们的曾祖父曾祖母？”全班60多名学生，这次只有两名举起了手。　　“瞧瞧，”教授面露得意之色，“相隔两代，几乎就没人知道自己的曾祖父母了。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们的事迹、想法、他们年轻时的理想、年迈时的悔恨呢？多么令　　人遗憾！”“不过这也怨不得你们。谁叫他们不留下点光辉业绩呢？再设想一下，从你们这代算起，三代之后，假如坐在这里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的子孙。关于你们，他们知道些什么呢？他们能聊些什么呢？是不是也学你们的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自己的老祖宗忘得干干净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关键是，百年之后，你们有没有给子孙留下值得他们珍爱、回忆的东西。”　　“一句话，你会留下什么给你的后代呢？你是虚度光阴，终老无成，还是奋力拼搏，无愧一生。选择权完全在你们自己手里，书上说得好：韶华易逝……下课！”但是没有一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因为大家都在细细咀嚼教授的这一席话。（摘自5月23日《环球时报》编译王永生） 不要比出烦恼 假日，我和妻子去风景区游玩。天气预报说有雨，我们带了伞。那天果然下起了大雨。游人很多，有不少人没带伞，大雨瓢泼而下，他们立刻就被淋成了落汤鸡，一个个狼狈不堪。我和妻子安然无事，只是雨水打湿了一点裤腿，鞋子沾上了一点泥巴。　　那天妻子很快乐。　　过了一天，我们去另一个地方游玩。天气预报还是说有雨，我们照旧带了伞。可是那天却没有下雨，于是雨伞成了我们手中的累赘。看看别的游客没有带伞，两手空空十分轻松的样子，妻就开始后悔：不该带伞。　　这一天妻子不快乐。　　妻说：“昨天大雨把别人淋成落汤鸡没把我淋着，所以我快乐。今天别人手里没有累赘，我有累赘所以我不快乐。”　　于是我明白了：原来快乐与不快乐并不在于自己是不是过得好，而在于跟别人比较自己是不是过得好。　　于是我又明白了：为什么昨天我们会为有了一辆自行车而快乐得睡不着觉，今天有了轿车却烦心得吃不下饭？不是因为自己走得比过去慢了，而是因为过去你骑车比别人走得快，今天你的“捷达”却赶不上别人的“奔驰”。我明白了很多很多，但有一条不明白：干吗老是把眼睛盯住别人？自己觉得快乐，这还不够吗？有什么理由要自寻烦恼，让自己的快乐在跟别人的比较中变成不快乐呢？（摘自5月12日《山西经济日报》作者廖钧） 一张没下发的试卷 初三那年，父亲经营的一家小厂破产了。那段日子，我的学习成绩开始直线下降。　　这种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是化学课。因为我一直不喜欢教化学的李老师。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次化学单元测试，我考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上午的化学课，老师像往常一样，在讲台上站定，威严的目光一扫，但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打开讲义夹，而是招手叫课代表发试卷。我趴在桌上，听着课代表的脚步声忽远忽近，心就跟着忽上忽下。突然，课代表喊道：“老师，没周衍辉的卷子。”我一愣，抬起头，全班同学的目光“刷”地转向我。　　化学老师煞有介事地翻了翻他的讲义夹，慢条斯理地说：“可能掉办公室里了，放学后到办公室去拿，先看同位的吧。”接着，语气一转，高声喝道：“不及格的，站起来……”　　放学了，我跟在化学老师的后面，慢吞吞地进了办公室。化学老师依旧一副威严的模样，盯着我，指了指对面的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怎么回事，说说吧。”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卷子，递到我面前。试卷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大的“48”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泪水一颗一颗往下滴，眼前很快就模糊一片了。　　好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化学老师一反常态地用一种和蔼的目光看着我，“你家的事我听说了。但不管怎样，你让我很失望……”　　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的一次考试不及格。很多年过去了，那张试卷就像烙铁一样，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至今我也认为化学老师是不完美的，在他身上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但当年在我的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他用一种特殊而温情的方式拯救了我。不单单是关怀和鼓励，而是在我的生命中注入了一种信念和勇气。（摘自《深圳青年》第6期（上）作者周衍辉） 布莱尔买房的教训 英国首相布莱尔1997年入住唐宁街10号后，他以61万英镑抛售原先在伦敦北区的一套住宅。虽不无小赚，但该住宅在几年后却涨到近160万磅。为此，布莱尔后悔莫及，想等房价回落再买。到了去年眼看房价天天不跌反涨，许多人赚得钵满盆满，他终于忍不住出手追涨，花了365万英镑买下一幢豪宅。布莱尔是通过房屋中介购置豪宅的，中介公司把投资该房产说得花好稻好，一片前景光明，却只字不谈风险。不但鼓吹365万英镑的房价十分便宜，还说他如能连任，五年后抛出至少可赚100万英镑等等。至于这套豪宅地处闹市、门面嘈杂、不够安全等缺点，一概轻描淡写。当时，布莱尔本打算将此宅出租，并开出3900镑的周租金。如能按此价出租，月入15600镑倒大体可以对付银行按揭贷款。但由于长期无人承租，布莱尔最终只能以每周2000英镑的低租金出租，扣除中介费用，他实际所得1500镑，全月仅有6000镑进账。而每月按揭还款却要花费近15000镑，收支相抵，余下的八九千镑只得自掏腰包。高价买进、低价出租，布莱尔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从买房至今不过短短数月，布莱尔投资豪宅短期难以收回成本已成定局。（摘自5月27日《城市导报》作者潘益大） 买笔的故事 新加坡著名作家尤今有这样一次经历：　　当记者时，笔是随身工具，一日不可缺少。　　一回，托一位同事为我买圆珠笔，再三再四地嘱他：“不要黑色的，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肃肃杀杀。千万不要忘记呀，12支，全不要黑色。”　　次日，同事把那一打笔交给我。天哪，我差点昏过去：12支，全是黑色的。　　责他、怪他，他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忙了一天，昏沉沉地走进商场时，脑子里只有印象最深的两个词：12支，黑色。于是就一心一意地只找黑的买。”　　言之成理，我哑口无言。　　当时，我如果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12支笔，全要蓝色。”相信同事就不会买错了。　　从此以后，尤今无论说话、撰文，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去兜无谓的圈子。没有赘肉的语言，精确、精致、精神，决不会误事。 （摘自《文学与人生》第6-8期合刊作者张永华） 推动摇篮的手 两百年前，拿破仑有一次在与贡庞夫人交谈时问道：“传统的教育体制似乎一无是处，为了使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缺少什么呢？”“母亲。”贡庞夫人回答说。这个回答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不错！”他说，“在这一词里包含着一种教育体制。那么请您费心，务必要培养出知道怎样教育自己孩子的母亲。”　　推动世界的手往往是推动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善良、勤劳和乐观的女人，这样的家庭仍是心灵的圣堂与成长的源泉。

古今中外许多杰出人物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如果说这些杰出人物推动了世界，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推动了他们。（摘自5月25日《读书时报》作者江南） 老师，我站着呢 这是一所能看到大海的地势较高的中学。　　那年约有80名新生入学，其中大多数是那些与大海搏击的渔民们的子弟。　　那是我给新生上第一次课的事情。“起立。”大家都站起来。但是，有一名学生耍滑头未起立。“站起来，刚入学就是这种态度可不行！”我的语气顿时严厉起来。这时，传来一个声音：“老师，我站着呢。”是的，A君站着，但是由于他个子太矮，我看着像是他在坐着。　　糟糕！我做了对不起A君的事。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不安，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周围的学生都笑起来。下课后，我想向A君道歉，但忙乱之中竟把此事忘掉。晚上，我犹豫是否给A君打电话，但打电话道歉太不礼貌，于是只好作罢。　　第二天，我给A君的班上第二次课。“起立。”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老师，我站着呢。”A君，他站在椅子上，微笑着。我只觉得眼前发黑。从A君的微笑中，我看出他这样做并不是讽刺，并不是抵抗情绪的表露。我感到了“老师，我不在意，不要为我担心”这样一种体谅，我的心口感到疼痛。晚上，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给A君拨了电话。“老师，别在意，别在意。”对面传来A君爽朗又充满稚气的声音。（摘自《年轻人》第5期作者［日］菊池哲哉） 纽约人和我们差不多 一般而言，“从众”的事做起来不需要上天入地地搜罗信息，不需要绞尽脑汁地分析判断。久而久之，我们就养成了把头脑让渡给他人的习惯。如此循环往复，“从众”就演变成了一种基因。　　有一个很出名的心理测试案例，说的是请几位无所事事者站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仰面望天。天上其实什么也没有，但功夫不大，测试者的身边就聚起了一群行人，纷纷举目望天。有人把这道题的测试地点安在了中国，安在了上海。但究其实，这是一桩不折不扣的冤案。这起心理测试案例的原产地其实在美国纽约，一个叫米尔格雷姆的美国心理学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设计了它。测试的结果显示，当一个人向天上望时，只有4%的行人遵从了他的行为；5个人望时，则增加到16%；10个人望时，达到了22%；到15个人望时，遵从率高达40%。　　原来，纽约人和我们差不多。（摘自《上海支部生活》6月号作者姜龙飞） 死蛇咬人 美国亚利桑那州盛产响尾蛇，那里毒蛇咬人的意外时有发生。响尾蛇有剧毒，如果伤者不立即接受治疗，便有生命危险。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医院曾对被响尾蛇咬伤的急诊病人做过统计。医生们意外地发现，很多病人是被死蛇咬伤，甚至丧命的。　　那些死蛇，有的是被枪打死的，有的是被刀砍死的，蛇身已经被砍成两截。但没有经验的人，用手一碰，死蛇的头却突然弹起，狠狠地反咬他一口。在医学上这叫“条件反射”。实验证明，蛇头被切下一个小时后，它的肌肉仍然可以做出强有力的扑咬动作。　　没有经验的人，疏忽大意的人最容易被“死蛇”伤害。　　恶习、敌人也像死去的毒蛇。看似被铲除，却暗藏着最大的危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摘自5月30日《环球时报》作者［美］罗伯特·摩根编译高博） 贫穷与富有 一位叔叔领着侄子到医院看眼疾。由于手术费太高，无力承担，只好沿街乞讨。某报记者获知此情况后，就他们的处境写了长篇报道刊发在报纸上，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帮助。　　报道刊出的第二天，就有许多人来报社捐款。更没想到的是，竟有一个下岗工人，领着自己残疾的儿子来捐款。报社记者采访他，他只说了一句话：穷人再拿出一点来，还是穷人。不同的是，当我拿出来一点时，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自尊和富有。（摘自5月27日《北方晨报》作者世语） 摆棋阵的老人 清朝名臣左宗棠喜欢下棋。左宗棠在西征新疆途中，有一次微服出巡，在兰州街上看到一个摆棋阵的老人，其招牌上醒目地写着几个大字：“天下第一棋手”。他觉得老人实在是过于狂妄，于是立刻上前挑战。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　　光阴似箭。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的时候，看到老人依然如故，“天下第一棋手”的招牌照旧悬在那里。　　左宗棠又跑去和老人下棋，但是出乎意料，这次自己竟被杀得落花流水，三战三败。　　他很无奈，惊讶地问老人：“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的棋艺竟进步得如此的快？”老人微笑着回答：“大人虽是微服出巡，但我已得知你是左公，且即将出征，所以存心让你赢，让你信心百倍地去建立大功。如今你已凯旋，我便无所顾忌，也就不必过于谦让了。”（摘自《中外文摘》第7期作者蒋光宇） 大羊小羊生离之痛 妹妹从集市上出来，正好与我碰个正着，她把买的鸡鸭鱼肉放在车上，对我说：“快去看看吧，市场上有人在卖羊，一大一小，大羊卖了，小羊跟在后面，母子两个叫得很凄惨，怎么也不愿分离，真是可怜。”听罢，我便向集市里面走去。　　挤进人群中一看，只见母羊一边给小羊喂奶，一边用舌头舔着小羊的全身。小羊吃一会儿奶，与母亲玩闹一会儿，然后又站到母亲的乳房下吃奶。母羊温柔而慈祥地看着小羊，一下下舔着小羊的身子。它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怜爱和气味永远地留在小羊的身上。　　这时候，蹲在一边的买主站起身，拿起缰绳，牵着母羊要走。母羊四脚撑地，屁股后蹲，头往后使劲儿拽着，就是不往前走。买主见状，对羊主说：“伙计，你抱着小羊先走，你们走了，母羊断了念想，就会跟我走了……”　　羊主应一声，上前抱起小羊，挤出人群，沿着柏油路往南走去。小羊咩咩地叫着，被羊主抱着越走越远。母羊看着小羊走远，疯了似的，抬腿就要去追。买主使劲拽着它，不让它追赶小羊。母羊咩咩地叫着，显得那样无助、痛惜。　　看着小羊渐渐远去，母羊转过头，跟着买主，恋恋不舍地踏上去另一家的方向。有时对于动物来说，今日母子的分离，就是死别。它远远不像我们人类，不管隔得多远，经历了多少痛苦艰难，只要活着，就有相见的一天。顿时，一股异样的感觉在我的胸中浮动，有一点儿无奈，有一点儿心痛……（摘自5月28日《半岛都市报》作者栾承舟） 牧羊犬风波 　　“一条拴在门口的牧羊犬咬伤过路小孩，并将闻讯赶来的两名警察逼到无路可退后，被警察射出的9颗子弹打死。”这是加拿大卡尔加里一天早上的新闻。　　几天以后，报纸又载：“牧羊犬的主人安德森太太被起诉。她被指控的罪名是没有管好她的爱犬。但安德森太太不服，她说她的狗是拴在门口的，如果过路人不侵犯她的宅院，她的狗是不会咬伤任何人的。经过几天的法庭调查之后，安德森太太以被罚款若干而告败诉。”　　稍后几天，一则声明突然刊登在日报上：“加拿大卡尔加里养狗协会认为，警察不该如此残忍地对待一条被拴在门口、并忠实地为主人看守家门的牧羊犬。即使它罪该被杀，为什么非要挨9枪呢！要么是这两名警察生性残忍，要么是他们的枪法不行，他们是不够格的警察……”　　警察局请来了法医，为那条被打死的狗验尸。结果是：9枪全打在狗的要害部位，但因狗太大，皮太厚，前8枪均未能穿透皮层击中要害。　　之后的报道写道：“市警察局长说，我们的警察所使用的武器太落后了！”于是，舆论全变了：“市民的安全靠谁来保护？”“我们纳的税用到哪儿去了？”随后一天头版新闻：“市政府决定，立即进口一批新式手枪武装我们的警察。”新闻之下还刊登了照片，是新旧两种枪试射结果的对比。

（摘自《东西南北》第5期作者曹宏杰） 差别 阿诺德和布鲁诺同时受雇于一家店铺，拿着同样的薪水。可是一段时间以后，阿诺德青云直上，而布鲁诺却仍在原地踏步。　　布鲁诺很不满意老板的不公正待遇。终于有一天，他到老板那儿发牢骚。老板一边耐心地听着他的抱怨，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样向他解释清楚他和阿诺德之间的差别。　　“布鲁诺，”老板说话了，“您去集市一趟，看看今天早上有什么卖的东西。”　　布鲁诺从集市上回来向老板汇报说，今早集市上只有一个农民拉了一车土豆在卖。　　“有多少？”老板问。　　布鲁诺赶快戴上帽子又跑到集市上，然后回来告诉老板说一共有40袋土豆。　　“价格是多少？”布鲁诺第三次跑到集市上问来了价格。　　“好吧，”老板对他说，“现在请你坐在椅子上别说话，看看别人怎么说。”　　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向老板汇报说，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农民在卖土豆，一共40袋，价格是多少；土豆质量很不错，他带回来一个让老　　板看看。这个农民一个钟头以后还会运来几箱西红柿，据他看价格非常公道。昨天他们铺子的西红柿卖得很快，库存已经不多了。他想这么便宜的西红柿老板肯定会要进一些的，所以他不仅带回了一个西红柿做样品，而且把那个农民也带来了，他现在正在外面等回话呢。　　此时，老板转向布鲁诺，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阿诺德的薪水比你高了吧？”（摘自《畅销谎言》作者陈彤新星出版社出版） 怎样取珍珠 从前，有一个海岛，岛上有很多沉积多年的大颗珍珠，可谁也无法接近这个海岛，只有栖息在海岸附近的海鸟能飞过去。　　很多人慕名前来，带着枪支，捕杀飞回岸边的海鸟。因为这种海鸟每到白天都会飞到岛上去吃珍珠。　　时间长了，海鸟渐渐地灭绝，即使剩下的几只也过得胆颤心惊。只要一闻到人的气息，看到人的踪影，就会早早逃走。　　后来，来了一个商人。他在海岸附近买下大片树林，并在树林周围安上栅栏，不让闲杂人走进他的树林。同时，他严厉告诫他的仆人，不许在树林里捕捉或驱赶海鸟，更不许放枪。　　于是，当海岸其他地方的枪声一响，就会有海鸟在惊慌逃窜中不经意闯进他的树林。时间一长。海鸟渐渐地都留在他的树林里栖息。它们也因此不必再为安全而战战兢兢。　　等海鸟在他的树林里逐渐安定下来以后，他开始用各种粮食、果实等做成味道鲜美的百味食物，撒给这些海鸟吃。海鸟贪吃，吃得很饱，就把肚中的珍珠全部吐了出来。商人再让仆人去捡。日复一日，这个商人成了百万富翁。　　在对待一些问题上，人与人的思维只存在一种看不见的细微区别。但是，不同的思维产生的结果，却有着惊人的差别。（摘自《妇女》第6期吴名） 先把泥巴晾干 读研究生时，我的德国导师吉纳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一时冲动，成了情绪的奴隶。　　毕业后的一个雨天，我回系里探望吉纳教授。正赶上一名学生有急事要请教她，吉纳让我在外面的小客厅等她一会儿。小客厅和吉纳的办公室只隔了薄薄一道装饰墙，屋里的对话不时传进我的耳朵。那位同学声音激动。原来，其他实验室的另一名研究生出言不逊，当众讽刺他理论过时、见解平庸，令他大为恼火。他不知道是该直接找那个学生论个明白，还是应该找对方的教授评理。他这次来，就是要征求吉纳的意见。　　“年轻人，”我听见吉纳教授慢条斯理地说，“有时候，别人的言行是很难理解的。如果你不介意，让我给你一个小建议。讥评和侮辱，跟泥巴没什么两样。你看，我大衣上的泥点，就是今早过马路时溅上的。如果我当时立即去抹，一定会搞得一团糟。所以我把大衣挂到一边，专心干别的事，等泥巴晾干了再去处理它，就非常容易了。瞧，轻轻掸几下就没事了。”　　好恰当的比喻！老教授的处世智慧令人叹服。那个聪明的学生也顿时醒悟，连连道谢。（摘自5月31日《现代女报》作者王悦） 美国不发薪的老年工厂 在美国一些城市的社区里，都办有老年工厂。老年工厂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规模小；二是以小手工和小制作为主要产业；三是不盈利，不领取报酬；四是完全根据个人意愿参加。　　老年工厂都设在居民比较密集的社区，85％的老年人都愿意参加此项工作，甚至乐此不疲。　　起初，一些人不太了解老年人的这种做法，认为他们辛苦了一辈子，就应该在家里好好休养，何苦上什么班，而且还没工资。后来听过介绍才明白，办这样的老年工厂，目的是要给老年人创造一个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活跃思维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使老年人产生“我还行，我能干”的信念，从而达到从肌体到心理抗衡由退休所带来的失落感，在集体劳动的谈笑风生中，抵御不良情绪的侵袭，防止老年病乘虚而入。用那位介绍者的话说，就是“工作是老年人永远保持年轻的最好处方”。（摘自5月28日《合肥晚报》作者邹静） 坚强也是一种美丽 那天看李咏的《非常6+1》，被一个坚强的女子所打动。　　十年前，她是一个大学生，喜欢唱啊跳啊，有不错的跳舞天分。结婚后她却几乎再也没有跳过一次，大学里那双舞鞋一直被压在了箱子底下。因为她生的孩子有毛病，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孩子被检查出肾功能不健全。这就是说，她要不停地奔波在医院里，甚至一生，她都可能要为这个孩子的病而付出自己的所有。　　孩子一直在治疗吃药，而她一直也在坚持给孩子治疗。遇到这样的事，她没有选择倒下，没有选择愁苦着一张脸来面对孩子和家，她用微笑和坚强与命运做着斗争。　　所以，她给李咏写信。她说，我想上《非常6+1》。那是一个经过6天集中封闭训练实现一个人梦想的舞台。她并不是想为了成为明星，她只想跳给儿子看。她说，我要告诉儿子：我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所以，你也要坚强。30岁的她再次穿上了10年不再穿的舞鞋。当我看到她在台上神采飞扬地跳着那些民族舞时，我知道她在努力证明着一件事：坚强，也是一种美丽。（摘自《八小时以外》作者贝尔） 读书如游埠 　　因为人类有好奇心，所以人类才以游埠为乐事。同样，读一些论述自己完全不懂得的学问的书，与游埠事同一律。　　只要你懂得中文，读中文的书，最多是难一点，绝对不会读不通的。这一点，在读书之前，必须先有信心。既然知道必然读得通，不懂，就再读好了，由不懂而到懂的时候，兴趣便油然而生。　　由懂得不多而变成为懂得较多，可以引起兴趣，但兴趣之大，终不及由不懂而变成为懂的时候，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找浅白易懂的书来读，一读书，最好就是读自己完全不懂的学问的书。　　好些学问，你如果只听学问的名称，你会吓了一跳，但是，你耐心地来读，便会读出趣味来。所谓学问，不过是如此这般而已。　　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话，浅学者以为行万里路等于读万卷书，其实是错了，真正的意义是：读书有如游埠，如果未去过的地方，愈是有趣。　　必要像刘姥姥入大观园，才有刺激。（摘自《读书乐》作者梁厚甫原载《书的梦——名家品书散文精选》 有一种落后叫先进 斯里兰卡归来，这次旅行，告诉我人与自然原来可以如此和谐，野生动物和人类并不必然要成为彼此隔膜的两个群体。　　在斯里兰卡，把一只松鼠关进笼子里是要进监狱的。人们出门时要检查窗户是否关好，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子里的猴子乱拿东西。一只野鸟在这个岛屿佛国完全不必担心会有一个枪口向它瞄准。这里的居民从来不吃鸡肉之外的任何飞禽。这里有108条河流，每一条都清澈如初。

一些人习惯用“落后”来形容这个连三轮车都要从印度进口的国家。但是，回忆起那总是湛蓝湛蓝的天空，不能不认为有一种落后实际上就是先进。（摘自《望东方周刊》第22期作者聂晓阳） 画的鉴定 曾接触过一位高深而权威的老画家杜敏，清代以上的画，多要让杜敏先生来鉴定真伪。他是公认的画界权威人士。　　我曾问过这位专给古人鉴定画的杜老，他是凭着什么“要领”得出画的真伪。他拿王初之的画来举例：说王初之不善于画人物。如果他的画里出现了人物，便是假的了，如果没有人物，只是纯粹的风景，那么便是真的。我听了相当的疑惑。难道王初之就不能在风景画里点上一个人物吗？　　十几年过去，在中央台的一次新闻联播里，王初之在国外的子孙，突然捐出了王初之的一幅画，画中就有人物：一条山水间的小船上，明明白白地站着一个划船的船夫。虽然只有那么一点，但这也是人物啊，这张画后来作为国宝被国家收藏了起来。　　画家杜老的观点被轻易地攻破了。　　世界上很多要命的事，看似权威，看似百分之百的真实，其实从开始就是假的，错的。一代又一代，历史上曾经被判定的真，有多少是真正的真，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假。许多往日的鉴定，不断被今日推翻或是更正，不只是字画，还有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甚至社会变迁。　　原因在于曾经的权威人士过于信口开河，或是某个大人物太习惯一言堂。（摘自6月3日《羊城晚报》作者星竹） 美国学生如何高考 美国学生不是一考定终身。大致上说来，美国大学录取新生的标准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高中毕业前一年的学年平均成绩。美国的高中是四年制，初中两年，所以就是高中三年级的平均成绩。　　第二个就是SAT的成绩。SAT是美国高中毕业生的一种考试制度，满分为1600。每个学校都在招生简章中公布录取新生的SAT标准。美国SAT考试是可以重复考的，一次付费可以考三次，考试时间一年中有四次到六次。学生可以选择其中最高分作为成绩向大学寄发。即使考了三次，成绩都不理想，但是自己认为还有潜力，你还可以选择再次付费，重新考试。只要在大学规定的申请截止时间之前寄出你的SAT成绩，都是有效的。　　第三个标准是学生的社交参与能力，要在你的履历上写明参加过什么社团，担任过什么职务。做过多少义务工作，例如到老人福利院去帮助老弱病残者，或者到医院、教会、基金会帮助过多少人士。你有什么组织能力，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或者编辑过学生刊物等等，都是学生能力的表现。美国大学重视动手能力和实际交际能力，只有好成绩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是书呆子而已，这样的学生不要说哈佛等一流学校没有兴趣，即便是加州的地方性高校也不会括入囊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标准在大学录取中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本人写的一份自荐信，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所大学。这是一篇不超过两页纸的信，实际上就是一篇文章，你要一下子打动看信人的心，使他愿意看下去。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学习成绩平平，SAT的成绩也只达到她想要申请的学校的最低标准。但是正在她申请的时候，她的父亲生了癌症，而且不久人世。于是她将这件家庭重大事情作为主要内容来写，其中讲到她父亲中年来美，就是希望她能够在这所学校中读书。言辞恳切，打动了录取官的心，终于如愿以偿。　　除了上述标准之外，每个学生都要附上三位教师的推荐信，这也是录取官第二要看的内容。只有在这些软性的标准通过之后，录取官才细心地察看你的其他资料。（摘自6月7日《东方早报》作者吴琦幸） 旧梦难寻 一位有着优厚待遇的公司负责人得知当年下乡时住的“知青楼”仍在，于是花了不少钱购下。后来又出资十几万元在那里修了路，重新粉刷了房间。　　一个假日，他驱车来了。看着当年呆了五年的土坯房，感慨万千，当晚他就住在了“知青楼”里。　　但半夜里，他被山里蚊子叮醒，百般无奈之下，只好驾着车回到了城里。后来，他再也没有来过。　　二十多年前，他白天要出工，双手磨出了血泡，晚上一沾枕就呼呼大睡，哪里还会顾及蚊子。可是现在，几只山蚊就把那个旧梦击得粉碎。旧梦不再。而我们所想像的旧梦的美好，有时其实是一种苦难。之所以成为美梦，无非是因为苦难已经放在了远处，而具有了审视上的美感。谁也无法回去，除非岁月倒流，这怎么可能。除非卸去拼搏得来的一身浮华，这又怎么舍得。（摘自6月7日《城市导报》作者陆勇强） 无法归还的赃物 上个世纪20年代，欧美上流社会最有名气的人不是某某贵族或某某富豪，而是珠宝大盗——阿瑟·贝里。他几乎光顾过所有名流的保险箱、收藏室。当时，如果哪位名人从未被贝里暗算过，圈内人甚至会瞧不起他。　　但法网恢恢，“技艺精湛”的盗贼还是被捕了。18年后，刑满出狱的贝里已是两鬓斑白。他独自搬到一个小镇上，隐姓埋名过起了平静的日子。小镇居民们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都觉得他为人谦虚，是个可敬的绅士。　　转眼3年过去了，偶然间，贝里的真实身份被发现了。消息不胫而走，报社来人采访旧日的江洋大盗。谈话中记者的一个问题是：“您可记得当年得手的价值最高的东西是什么？是谁的？”　　“当然记得，”贝里眼中流露出无限悲哀，“被我偷得最厉害的人叫阿瑟·贝里，我偷他的东西是无价之宝，叫光阴。　　当我想归还赃物时，却发现已经不可能了。”以贝里的头脑，他能成为一个学者、一个商人……他的一生本可以很有价值，但因为贪婪，大好时光在偷盗和监牢中虚度了。泣不成声的贝里在最后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是花了一辈子时间来抢劫自己！”（摘自6月10日《环球时报》编译陈丹） 馆长的谎言 博物馆被偷了！几件镇馆的宝贝，都不翼而飞。　　这绝不是一个人干的，而且必定都是行家，破坏警铃、开保险锁、车子接应，加上在中途换车，据推算最少有5个人才干得了。　　政府开始悬赏，博物馆的馆长也接受了电视访问。他颤抖着说：“13件全是精品，尤其那个翠玉戒指，更是举世无双，爱珠宝的人，千万不能收藏，迟早会被发现的！”他瞪大了眼睛说，“因为那戒指太好了，什么人都一眼就看得出，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果然，没多久就破了案。一群窃贼虽然计划周详，没留下任何线索，却因为内部不合，两派开火，而被发现。受伤的窃贼，躺在床上吐露出了实情。　　“当时由我和另外一个人进去，我们只偷了12幅画，哪有拿什么翠玉戒指。可是，外面的几个人看过电视后就不信，非要我们把戒指交出来。后来，连我朋友都认为是我独吞了。”他大声喊着，“我没有拿！我真的没有拿！你们要相信我！”“我相信他！”博物馆长在验收12幅画之后，笑道，“感谢上天，12幅画完整无缺地回来了。至于翠玉戒指，唉！我们馆里几曾有过翠玉戒指啊？”（摘自《感悟》第6期作者阳台子） 西湖之美 赏山玩水、伤时惜别……哪一项感情，在我国传统诗文中找不到最美好的表达？所以中国人旅游中国，和世界人旅游世界，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中国人旅游中国，对传统的文字，尤其是诗词，要有相当的修养，才能得其三昧。　　就拿“西湖”来说罢，西湖者泥塘一块也。在自然环境上，她未必胜过台湾“日月潭”。若比起北美国家公园里的一些不太知名的小湖，则瞠乎后矣，无法相比。而“西湖”毕竟是有世界级的名湖之一。何也？其美在中国文学之中也。设使西湖而缺“苏”（东坡）“白”（居易），设使西湖而缺雷峰塔、灵隐寺、许仙、青白蛇、苏小小、岳武穆，设使西湖（在文学上而非景观上）删除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楼外楼、保塔……则“西湖”者一池水而已——西湖水太浅，有时且有臭味。西湖之美者，美在文学诗歌、爱情神话，衬托之也。

所以在中国旅游，写中国名胜游记，一定要对中国旧文学、旧诗词有相当了解，否则“巫山云雨”、“水漫金山”、“四大名楼”等等，不都成了对牛弹琴？（摘自《史学与文学》作者唐德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轻松 美国专栏作家威廉·科贝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目光不可能一下子投向数十年之后，我们的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触摸到数十年后的那个目标，其间的距离，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快乐的心态去完成呢？　　年轻时，威廉·科贝特辞掉了报社的工作，一头扎进创作中去，可他心中的“鸿篇巨制”却一直写不出来，他感到十分痛苦和绝望。　　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朋友，便不由地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苦恼。朋友听了后，对他说：“咱们走路去我家好吗？”“走路去你家？至少也得走上几个小时。”朋友见他退缩，便改口说：“咱们就到前面走走吧。”　　一路上，朋友带他到射击游艺场观看射击，到动物园观看猴子。他们走走停停，不知不觉，竟走到了朋友的家里。几个小时走下来，他们都没有感到一点累。在朋友家里，威廉·科贝特听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席话：“今天走的路，你要记在心里，无论你与　　目标之间有多远，也要学会轻松地走路。只有这样，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才不会感到烦闷，才不会被遥远的未来吓倒。”　　就是这番话，改变了威廉·科贝特的创作态度。他不再把创作看作一件苦差，而是在轻松的创作过程中，尽情地享受创作的快乐。不知不觉间，他写出了《莫德》、《交际》等一系列名篇佳作，成为美国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摘自《青年文摘·人物版》第6期作者黄小平） 季羡林眼中的德国科学家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回忆他所看到的德国科学家，令人回味，摘登如下。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小城哥廷根曾被炸过两次，都是极小规模的。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第二天早起进城，听到大街小巷都是清扫碎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是英国飞机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不在伤人，而在震碎全城的玻璃。我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我赶忙喊了一声：“早安！”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无独有偶。我听说，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里，盟军大批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来“铺地毯”。正在轰炸高峰时，全城到处起火。人们都纷纷从楼上往楼下地下室或防空洞里逃窜，急急如漏网之鱼。然而独有一个老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从楼下往楼顶上跑，也是健步如飞，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作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头上飞机仍在盘旋，然而他全然不顾。对于这样的学者，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土豆富翁 　　J·R·辛普洛特起初靠养猪为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偶然获得了一则信息：前线的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脱水蔬菜。于是他就当机立断贷款，买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两家蔬菜脱水工厂，专门给前线部队供应加工脱水土豆。　　过了两年，纽约有一位化学师研制出了冻炸土豆条。辛普洛特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潜力的军需新产品，于是他就大量生产炸土豆条，产品出来后在当时的美国市场上一炮打响，他因此获利不菲。　　后来，辛普洛特发现炸土豆条的工序中，每个土豆大约只能利用一半，剩余的都被当作废料扔掉了。辛普洛特就在这剩余的土豆里拌入谷物用来做牲口的饲料，单用土豆皮就饲养了前线的15万匹军马。此后不久，辛普洛特又开始琢磨，前线部队有数以百万计的车辆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军需运输任务，所消耗掉的汽油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能以代用能源代替一部分汽油，从中定能获利。他又抓住这一良机，用土豆来制造以酒精为基础的燃料添加剂。汽车试用后，效果很好。　　与此同时，辛普洛特还把土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含糖量丰富的废水灌溉当时的农田，把土豆喂养战马所产生的马粪收集起来，作为沼气发电厂的用料。就这样，在整个二战中，辛普洛特的土豆系列产品的产值超过了10亿美元，利润达到6亿美元。辛普洛特成为名噪一时的富翁。在总结自己这些创业历程时，这位耄耋老人这样说：“我一直遵循着两条简单而又明确的原则，一是从大处着想，二是绝不浪费财物。”（摘自5月30日《羊城晚报》作者闻力） 不要总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痛苦来临时，不要总问：“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快乐降临时，你可没问过这个问题。 ——圣劳伦斯教堂　　射门，球不进的几率是50%；不射门，球不进的几率是100%。 ——里斯体育馆服务台　　如果你昨天的成绩显得很了不起，说明你今天做得还不够好。 ——加利福尼亚州某中学教导处 泪水和汗水的化学成分相似，但前者只能为你换来同情，后者却可以为你赢得成功。 ——某个大学化学教研室　　美满婚姻的关键，不是你能否找到一个理想伴侣，而是你能否做一个理想伴侣。 ——戴维斯婚纱店 （摘自6月13日《广州日报》） 老兵 看到了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几位老兵的故事，老兵们淡淡叙述，那段惨痛的历史仿佛触手可及。　　英国老兵弗雷德里克·本特雷说：一次在法国卡昂附近的夜晚巡逻中，我被德国的手榴弹炸瞎了双眼。　　俄罗斯老兵波里纳·塞亚托克斯卡雅说，我是一名护士。在我参加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的病人被截掉了一条腿。医生将那条腿递给我，我不敢接过来，想要把它还给医生，并且说：“把这条腿再接上去吧。”但是医生告诉我，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条腿掩埋掉。我走出了房间，号啕大哭。我无能为力，这就是战争。

德国老兵海因里奇·纳特斯说，当我投降的时候，我大喊道：“我只有18岁！”法国人对我们的反应就好像疯了一样，对于这一点我十分理解。在一个火车站上，一位火车司机用煤块掷向我们，我们中的一位被打中了眼睛……　　波兰老兵艾德蒙德·瓦格纳说，我并不会游泳，所以很快沉下了水中。我努力试图浮起来，这时许多只手将我拽到了海滩上，这就是我登陆诺曼底的故事。　　回忆是残酷的。二战老兵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流着血的二战史。老兵老了，老兵少了，但我们的记忆不能老去，我们的痛不能老去。（摘自6月9日《解放日报》作者南山） 成功的标准 　　美国著名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曾经这么说过：“一个人如果能在早晨起来晚上睡下，其间又在干他想干的事，而且不愁衣食，那么，他成功了。”这是鲍勃·迪伦对人生成功的解释。但在中国，成功恐怕没这么简单。武汉市某学生，从小学五年级开始长出几根白发，到今年14岁已经白发苍苍，看起来像个小老头。他每天早晨6时起床，晚上11时休息，放学后学校要补课，回家后继续写作业直到晚上11时，周六学校继续补课，周日还得参加“培优班”，就连上厕所、早餐也要背英语单词。这样的生活，只是为了不输在成功的“起跑线”上。　　如果说鲍勃·迪伦关于人生成功的标准是人本主义，是以个人感受衡量的，而我们的成功则是在与他人比较中体现的，即只有自己比别人混得好，或成名成家，或升官发财，只有这样，才能说这个人是成功了。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中，真正能够成名成家的能有几人呢？除了少数“精英”以外，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呢？在这个人人都渴望成功的社会里，我更欣赏鲍勃·迪伦的观点。对孩子的教育，我信奉老一辈教育家叶圣陶的理论：不求成才，但求成人。（摘自6月7日《齐鲁晚报》作者张瑞臣） 失算的律师 　　在俄克拉荷马州，一个人被控犯了杀人罪，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判罪，只是没有找到死者的尸体。　　被告的律师在结束他的辩护时，知道他的委托人有可能被判有罪，便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花招上面。于是，他说：“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会让你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律师看了下手表：“一分钟内，那个被认定在该案中被杀死的受害人将走进法庭”。　　他把目光投向法庭入口。所有的陪审员都给唬住了，也急切地看着入口。一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　　最后，律师说：“事实上，我虚构了上边这一陈述的内容。但是所有的陪审员都怀着预期的心态看着法庭大门。这说明，你们对于本案中是否有人被杀，持怀疑态度。因此，我坚持提出对被告作无罪判决”。　　陪审团显然困惑了，法官宣布休庭，让陪审员们去商讨。几分钟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宣布了对被告有罪的判决。　　“怎么能这样呢？”被告的律师质问：“我看见所有的陪审员都盯着门口，你们都有疑虑。”　　陪审团主席说：“哦，是的，我们都看着门口，但是你的委托人没有看门口。”（摘自6月10日《现代女报》作者佚名） 天性 　　有一次，一个人看见一只蝎子掉进水中，他当即就决定帮它。他伸出他的手指捉它，想把它捞到岸上来。可就在他的手指刚够到蝎子的时候，蝎子猛然蜇了他一下。但这个人还是想救它。他再次伸手试图把蝎子捞出水面，但蝎子再次蜇了他。　　旁边的人对他说：“它老这么蜇你，你还救它干什么？”　　这个人回答：“蜇人是蝎子的天性，而爱是我的天性。我怎么能因为蝎子有蜇人的天性就放弃我爱的天性呢？”　　不要放弃爱，不要放弃你的美德，哪怕你周围的一些人要蜇你。（摘自6月5日《工人日报》作者阿明） 比尔·盖茨的转变 比尔·盖茨已经宣布，将在身后将所有名下资产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只为三个子女各留一千万美元。　　关于他对慈善的皈依则有一个未经考据的小故事：盖茨在40岁成为首富后，要求捐款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但盖茨一概不理，这令他父母十分难堪。　　老盖茨后来回忆说，他们一直劝告他，作为一个好公民，一定要多为社会做些事。但盖茨听不进去。有时妈妈的唠叨让他不耐烦，他就还嘴：“妈妈，我有一个公司要管理。我为社会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这个企业成功。”　　盖茨根本的转变是1993年秋天，他和妻子梅琳达等人到非洲旅游，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激起了盖茨心灵的震颤。回国后，盖茨马上建立了基金会，开展慈善工作。以前那个被讥为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开始大笔捐赠。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此，个人也不例外。（摘自6月8日《劳动报》作者蓝天） 咬断后腿的狼 丹尼斯是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为了搜集狼的资料，他走遍了大半个地球，见证了许多狼的故事。他在非洲草原就曾目睹了一个狼和鬣狗交战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极度干旱的季节，在非洲草原许多动物因为缺少水和食物而死去了。生活在这里的鬣狗和狼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狼群外出捕猎，统一由狼王指挥。而鬣狗却是一窝蜂地往前冲。鬣狗仗着数量众多，常常从猎豹和狮子的嘴里抢夺食物。由于狼和鬣狗都属犬科动物，所以能够相处在同一片区域，甚至共同捕猎。可是在食物短缺的季节里，狼和鬣狗也会发生冲突。这次，为了争夺被狮子吃剩的一头野牛的残骸，一群狼和一群鬣狗发生了冲突。尽管鬣狗死伤惨重，但由于数量比狼多得多，很多狼也被鬣狗咬死了。最后，只剩下一只狼王与5只鬣狗对峙。　　显然，狼王与鬣狗力量相差悬殊，何况狼王还在混战中被咬伤了一条后腿。那条拖拉在地上的后腿，是狼王无法摆脱的负担。面对步步紧逼的鬣狗，狼王突然回头一口咬断了自己的伤腿，然后向离自己最近的那只鬣狗猛扑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断了它的喉咙。其他4只鬣狗被狼王的举动吓呆了，都站在原地不敢向前。更加吃惊的莫过于躲在草丛里扛着摄像机的丹尼斯。终于，4只鬣狗拖着疲惫的身体一步一摇地离开了怒目而视的狼王。狼王得救了。　　人生中，拖我们后腿的东西也很多，那就是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惊慌失措……如果舍弃不了蝇头微利，就无法获取大的成功；如果承受不了砍去无法救治的后腿的痛苦，那么就有失去生命的危险！（摘自6月17日《环球时报》编译沈岳明） 细微之处 金陵图书馆里来了一位80岁左右的老大爷。刚刚爬了楼梯的他显得有点疲惫，张着嘴喘着粗气。坐下后，老人就从口袋里摸出个本子，戴上老花镜，认真地读起报来，还不时地做着记录。　　几分钟后，有人在亲切地喊：“大爷，您好。”掉头看去，原来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图书管理员，他正凑在老人的耳朵边，笑容可掬地跟老人说话。老大爷乐呵呵地回答他：“你也好，有事吗？”管理员晃了晃手中拿着的一张白纸，说：“我想麻烦您，把您儿女的电话或手机号码告诉我，可以吗？”大爷不解地问：“你要这干什么？”管理员说：“大爷，您别介意。我看您岁数这么大，如果身体出现什么不适应的情况，我们好及时通知您的家人。”大爷亲切地拍了拍管理员的头，说：“你真细心。来，把纸拿来，我写给你”。（摘自6月12日《工人日报》作者马会东） 战无不胜的猴子 在上围棋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一个有关猴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对仙人夫妻常在山顶下围棋。旁边有一棵树，树上住了一只金丝猴。它长年累月地躲在树上观看着这对仙人下围棋，终于练就了非凡的高超的棋艺。

不久,这只猴子便下山了。它到处找人挑战，未逢敌手。最后，竟连一流的围棋高手也成为它的手下败将。猴子非常得意，言语之间狂妄至极。　　这件事让这个国家的国王知道了，感觉众多围棋高手都败给一只猴子，实在太丢脸了。于是，国王下诏：必须战胜猴子！　　那些围棋高手都不敢应战，却有一位大臣自告奋勇，宣称自己有绝对的取胜把握。比赛那一天，大臣在桌子上放了一盘鲜艳无比的水蜜桃。比赛中，垂涎欲滴的猴子始终盯着这盘水蜜桃。结果，猴子输了。（摘自《聪明泉》第5期作者佚名） 管闲事的丹麦人 丹麦人爱管闲事。我在丹麦被“管”过好几回。记忆深刻的是一次驱车逛商场。正值午后，偌大的停车场里没有几辆车，我将方向盘一打就进了个车位，这时才发现地上画着残障者标志。我想，旁边残疾人车位还多得是，便迈腿下了车。还未关车门，就见不远处几个晒太阳的人不停地对我招手，我赶紧钻进车内，老老实实把车拐进自己该呆的地方。下车后，那几个人又在对我招手，这次是对我知错就改进行表扬。　　还有一次是我刚住进哥本哈根的一栋公寓不久。那天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响起一阵嘭嘭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小区清洁工尼尔森，平时碰面他总是滑稽地挤挤眼睛，这会儿却挺严肃。他拉着我就往地下室走。只见尼尔森打开楼道的垃圾出口，拨拉出一个塑料袋，一样样对我指点着里面的垃圾。我立马认出那是我刚扔的垃圾，里面有半张中文报纸，还有一个小玻璃瓶。按照规定，报纸和玻璃瓶是不能扔进垃圾通道的，必须扔进楼外专门回收报纸和玻璃的分类垃圾箱中。丹麦人是欺负外来户吧？自尊心强的人大概会这么想。其实不然。我知道，任何一个破坏了“规矩”的丹麦人也一样领教这种管束。（摘自《东西南北》第6期作者杜晓莉） 敬畏生命 一辆卡车驶到我们这个城市的一户废品收购人家的门口停下，以极其便宜的价格销售一批废弃编织袋。从经济的角度，这是一笔划算的生意，于是双方高兴地成交。问题是出现在卸货、整理和打包之后，这家两条撒着欢的狗突然倒毙了，几个人也头昏、恶心、全身青紫，严重者晕倒，大家慌忙都去医院救治。废品收购人的身体稍有恢复，便赶紧找来一名小贩，又将编织袋悉数转卖出去，同时告诉货可能有些毒，叫他们装卸时要戴上手套。戴着手套的小贩和他雇的两个工人，很快手就开始乌青、麻木而渐失了感觉，呈现出中毒的症状。问题到此仍然还没有中止，惊惶万状的小贩将货送到了一家乡村的私营造粒厂，再次转卖了这批令人毛骨悚然的编织袋。接着造粒厂的人员又中毒，厂长住进了医院居然意外地撞上了也正在治疗的那个小贩。后来报纸上的消息这样形容：上万只剧毒编织袋，卖到哪里毒到哪里。　　经查，编织袋内含有剧毒的间二硝基苯残留物。当环保部门介入，追究源头联系上了生产厂家后，最先送货销售的那辆卡车竟然又偷偷地找来这家造粒厂，准备将有毒编织袋全部转移时，被公安部门控制住了。一位专家心有余悸地说，万幸的是这批剧毒编织袋被运到了地域空旷空气流通的乡下，如若存放在人员、建筑相对密集的市中心，后果将不堪设想。　　剧毒编织袋事件中，为了减少自己一点损失就转嫁危机的人原本似乎是善良的可能还是弱势的。他们是受害者，却同时也在戕害着更大的群体，这使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复杂。由此想到这些年来制造毒大米、毒酒等等一类的案件，他人的生命在利来利往中根本就被无视、被忽略不计了，所有目标的终极就是为了兑换出经济的利益。在现代急功近利的思想下，人类为所欲为，把自己的生存环境已经糟蹋得相当脆弱了。而敬畏生命恐怕是我们守卫和谐生活的最低也是最本质的一道防线。假若连生命都不敬畏，那么，剧毒编织袋以及更加恶劣的事件还将层出不穷地向着我们涌来。（摘自6月14日《合肥晚报》作者弓河） 有一种美丽叫认真 在美国芝加哥市的西北角，有一个名叫罗爱德的小镇。前不久，该镇的教育机构为镇里一位女教师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展出的都是该教师以女儿为主人公的生活照片。出人意料的是，从美国各地来了2800多位记者，打破了美国个人摄影展览采访记者人数的历史纪录。　　这位女教师叫露依丝，今年45岁，自1991年起一直在当地小学任教。她生活很一般，与众不同的是，就是坚持每天给女儿珍妮照一张像，从女儿出生到20周岁，足足照了20年，照了7300多张。她把这项活动称为，女儿每天都是新的。　　展览馆共有八层展厅，平心而论，这些照片本身都没有什么高超之处，从拍摄技术到画面内容，都很是平凡，甚至有千篇一律之嫌。　　然而，就是这些平凡的照片轰动了整个美国，扬名于世界，因为它体现了露依丝对女儿珍妮永恒的爱。去年，露依丝因此被评为优秀教师。　　永恒就是美丽，执着就是艺术，平凡铸就伟大。这是人们对露依丝这一活动的评价。（摘自《师道》第6期作者梁其庆） 真正的施主 我所在的山村学校，伙食糟透了，不是白菜萝卜就是萝卜白菜。于是，我经常到学校旁边的一个小村庄去买鸡蛋。　　卖主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她叫我说个价，我便定了5角钱一个。其实，我暗中提高了5分钱，我们家乡4角5分一个要多少有多少。我看这老人可怜，没儿没女，只靠几只母鸡养活自己，于是每个蛋多给5分钱，并暗下决心，作为一项长期的“扶贫工程”，现在不是提倡“一帮一”齐心协力搞好扶贫吗？这老太太可怜，我就做一个小施主吧！奇怪的是老太太既不讨价，也不还价，这桩买卖就这么定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老太太实在可怜，便单方面又提高了5分钱。老太太坚持不肯提价，僵持了很久，她才勉强接受了。　　终于有一天，我的平衡的善心被打破了。那天，我照旧去老太太那儿买蛋，正碰上一个蛋贩子跟老太太讲价。蛋贩子出6角一只的价要把蛋全收走，老太太不肯。蛋贩子说，这个价够高了，山里都是这个价。老太太说，不是因为这个价，而是这些蛋要卖给那位瘦老师。人家那么远到我们这里来教书，又那么瘦，我希望他胖起来，在这个小学里长期待下去。孩子们需要他。我顿时懵了，原以为自己是个长年的施主，想不到真正的施主倒是老太太……（摘自《小品文选刊》第6期作者袁小虎） 好上加好 傅雷是位完美主义者。随便什么事，一到他手里，都要做得好上加好，待人、处事、写文章、搞翻译，一概如此。　　傅雷译《幻灭》时已53岁。其法文基础本已相当扎实，但他还是先把全书750余页法文中的1100多个生词挑出来，每天发狠温习三四百个。　　傅雷译书强调热爱原著，吃透原著。他说：“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移译。”为译好《高老头》中的土语，他特意买了厚达五千余页的《国语词典》，潜心研究南北方言的差异。　　（摘自《世纪》第3期作者艺林） 问候 有一位经理，在商场经营多年。这年春天，他在吉林省吉林市谈了一笔大生意，但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迫切需要一个当地人出面化解。找谁出面呢？他一拍脑袋，想到了自己的一个老同学。于是一个电话打到老同学家里。接电话的是老同学的妻子。还没等人家开口，他先说上了：“哎呀，嫂子，我是某某，我想死你们了，你的身体还好吧，哥哥的老寒腿怎么样了？现在天气好了，让他有时间多出去溜达溜达吧！”　　然而，电话彼端沉吟片刻，没有回答，挂掉了。

他不解。打电话给其他同学，才知道，老同学已经去世了。当年，吉林市中百商厦起火，火灾中50多人遇难。电视里连续几天都在播出这则新闻，很多外地的亲友看到新闻后，都在第一时间内打电话询问情况。当然，他们得到的都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答案。而这位经理，当时也看到了新闻，但他一笑了之，仿佛与己无关。　　一不小心，还是暴露了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中的位置。扪心自问，你有多少问候是发自真心的？又有多少问候是在求人时的虚与委蛇？（摘自6月14日《合肥晚报》作者易水寒） 真理与谎言 　　□谎言都很危险，只有说实话最安全。　　□肯为你说谎的人，也会对你说谎。　　□透露真相和隐瞒真相一样需要三思而行。　　□和我们掩饰错误所用的方法相比，几乎所有的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　　□该说出真相时却保持沉默，是最残忍的谎言。　　□不要信任不信任别人的人。　　□最容易被蒙骗的人，是那些自认为比谁都聪明的人。　　（摘自《中外文摘》第12期编译盛森） 放回去，孩子 我11岁的时候，举家前往新罕布什尔湖的岛上别墅度假。那里是绝佳的钓鱼圣地。我和父亲扛着钓竿，在鲈鱼节开始前的午夜，去过过钓瘾。在我们这儿，只有在鲈鱼节的时候才允许钓鲈鱼。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拽着我的鱼竿的那头。我慢慢地把钓线拉回来，——一条我们见过的最大的鲈鱼！　　父亲擦着了火柴，看着表说：“10点，再过2小时鲈鱼节才开始。你必须把它放掉，孩子！”　　“爸爸！……”我不理解，大声地哭起来。　　父亲沉默着，他已经很明白地表明，这个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没办法，我只好把鲈鱼放回湖水里。　　这是23年前的事了。现在我是纽约市一名小有成就的建筑师。那次父亲让我放走的只不过是一条鱼，但是我从此学会了自律。我在建筑设计上从不投机取巧，在同行中颇有口碑，就连亲朋好友把股市内部消息透露给我，胜算有十成的时候，我也会婉言谢绝。诚实是我生活中的信条，也是教育孩子的准则。　　“放回去，孩子！”当时听起来冷冰冰的话，现在却温暖地留在我的心里。（摘自《爱情婚姻家庭》6月下半期编译文山） 你看出了一条狗的寒冷 你看出了一条狗的寒冷，给它垫上了温暖的棉絮，它躺在棉絮里以后会久久地看着你。它不能说话，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它的感激。　　你看到一只鸟受伤了，用药水治疗它的伤口，给它食物，然后放飞林中。它飞到树梢上也会回头来看你。它同样不能说话，只能用这种方式铭记你的救助。　　它们毕竟是低智能动物，也许很快会忘记这一切。将来再见你的时候，它们也许会十分陌生，漫不经心，东张西望，甚至只顾追逐它们的食物和快乐。它们不会注意你肩上的木犁或者柴捆；它们不会像很多童话里描述的那样送来珍珠或宝石；也不会在你即将渴毙路途的时候，在你嘴唇上滴下甘露。　　它们甚至再也不会回头。但它们长久地凝视过你，好像一心要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情，好像希望能尽可能记住你的面容，决心做出动物能力以外的什么事情。（摘自《中外文摘》第12期作者韩少功） 面对瑕疵 这一年他被耶鲁大学录取，但他却因缴不起学费，面临辍学危机。于是，他决定利用假期像父亲一样外出做油漆工，以挣够学费。　　这天，眼看即将完工，他将拆下来的橱门刷最后一遍油漆。这时，门铃响了，他赶忙去开门，不想却被一把扫帚绊倒，绊倒的扫帚又碰到了一块橱门板，而橱门板正好倒在昨天刚粉刷好的雪白的墙面上，墙上立即有了一道清晰的漆印。他调了些涂料补上，但总觉得新补上的涂料色调和原来的墙壁不一样，他觉得应该将这面墙重新粉刷。　　累死累活地干完了，可第二天一进门，他发现昨天新刷的与相邻的墙壁之间有色差，而且越看越明显。最后，他决定将所有的墙壁重刷……　　最后，主人很满意，付足了他的酬劳。但对他来说，除去增加的涂料费用，已所剩无几，根本不够交学费。　　主人的女儿不知怎么知道了原委，便将事情告诉了她的父亲。主人知道后很是感动，在女儿的要求下同意赞助他上完大学。大学毕业后年轻人不但娶了主人的女儿为妻，而且走进了主人所在的公司。十多年后，他成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就是如今拥有世界500多家沃尔玛零售超市的富商萨姆·沃尔顿。　　一点失误可以产生一个瑕疵，一个瑕疵可以损坏一面墙壁的完美，一面墙壁又可以损坏所有墙壁，而所有墙壁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瑕疵造就的结果不在瑕疵本身，而在于我们面对瑕疵的态度。（摘自《TV·纪实》第5期作者徐文君） 没人会踢一只死狗 美国曾有一位年轻人，出身寒微，依靠自己的努力，在三十岁时就当上了全美有名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这时各种攻击像雨点般落到了他的头上，有人对他的父亲说：“看到报纸对你儿子的批评了吗？真是令人震惊。”而他父亲却平静地说：“我看见了，真是尖酸刻薄。但是记住，没有人会踢一只死狗的。”　　如果你被别人无情地诽谤，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如此会提高自己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你获得了成功，并且深受人注意。　　因而当你想坚持真理或表现得更好一点时，大可不必在意别人的诽谤和批评。正如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丽诺所说：“避免别人攻击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得像一只有价值的精美的瓷器，有风度地静立在架子上。所以，只要你觉得对的事，就去做——反正你不做有人批评，做了也有人批评。”（摘自《女报》7月上半期作者萧迅） 你的名字会被记多久 那个晚上的影片好像是南斯拉夫的《桥》。他正要走进电影院，一个青年拦住了他。那个青年看上去很焦急，说：“这位大哥，售票处已经买不到票了，您能把手中的票卖给我吗？”他一愣，有些为难。青年的脸色有些黯然，“我们从乡下来，我想领着母亲看一场电影。”就因为青年的孝心，那天他毅然把票给了青年，没要一分钱。青年除了千恩万谢，还郑重地要了他的名字。　　这是纷繁的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场景。十多年了，他几乎都把这件事忘记了。有一天，他走在街上，有一个人轻轻地喊他的名字。他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笑容满面的中年人。　　中年人说：“大哥，您还记得十几年前您给我的那张电影票吗？那一年，我从乡下来，给母亲看病。母亲病得很重，我怕母亲不能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就想领着母亲看一场电影。那天，多少人都拒绝了我。只有您，慷慨地把票给了我。您知道吗，我母亲手术后又活了一年。那一年里，每当她幸福地说到‘我在城里看过一场电影’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心里用感激一遍一遍地默念着您的名字。是的，大哥，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　　这是朋友的父亲在一次吃饭时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那次，他颇有感慨地说：“我就做了那么一点事，却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记住了我的名字，而且一记就是这么多年。说真的，他喊出我名字那一刻，我还是觉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幸福。我是说，你们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能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别人的脑海里多长时间呢？”一语惊心。是啊，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的名字已经被时光的风吹得无影无踪了，而另一些名字，因为爱——爱的付出与施与，却在风中成了不倒的丰碑。（摘自《辽宁青年》第13期作者马德） 需要一把剪刀 据说篮球运动刚诞生的时候，篮板上钉的是真正的篮子。每当球投进的时候，就有一个专门的人踩在梯子上把球拿出来。为此，比赛不得不断断续续地进行，缺少激烈紧张的气氛。为了让比赛更顺畅地进行，人们想了很多取球方法，都不太理想。有一位发明家甚至制造了一种机器，在下面一拉就能把球弹出来，不过这种方法仍没能让篮球比赛紧张激烈起来。

终于有一天，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球赛。小男孩看到大人们一次次不辞劳苦地取球，不由大惑不解：为什么不把篮筐的底去掉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大人们如梦初醒，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篮网样式。　　去掉篮筐的底，就这么简单，但那么多有识之士都没有想到。听来让人费解，然而这个简单的“难题”却困扰了人们多年。可见，无形的思维定式就像那个结实的篮子禁锢了我们的头脑，使得我们的思维就像篮球被“囚禁”在了篮筐里。于是，我们盲目地去搬梯子、去制造机器……生活中许多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一把剪刀，去剪掉那些缠绕我们的“篮筐”，生活原本并没有那么复杂。（摘自《做人与处世》第7期作者陈王景） 就因为这4% 一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德国有一家服装厂，每年生产许多手套，都在附近的城市销售，销量一直平稳。有一年，他们得知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家专门生产手套的小工厂，由于这个小厂业务量不大，对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就不太在意。但是，一年后，他们又发现：自己生产的手套在市场上不吃香了，而那个小厂生产的手套几乎占领了80%的市场份额……　　原来，手套里有一个微小的数字，决定了它是否更讨人喜欢。那家小厂生产的手套，即使同一双，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是右撇子，右手通常比左手大4%。所以，这种大小不一的手套，戴起来感觉更合适！　　“这个4%的区别，使小厂获得了80%的手套市场份额———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　　老师说：“记住，以后不要轻易蔑视那些看似细小的事物，它们有时能决定事情的成败！”　　（摘自《深圳青年》7月上半期作者张小失）熬鹰 乡下有个熬鹰的老人，养了一白一灰两只雏鹰。老人想把它们熬成鱼鹰，他把鹰的脖子扎起来饿得鹰嗷嗷叫了，再端出一只盛满鲜鱼的盘子，两只鹰争先恐后地扑过去，叼了鱼，老人就攥紧鹰的脖子拎起来，用一只手捏紧鹰的双腿，头朝下，一抖，另一只手腾出来，狠拍鹰的后背，鹰便无奈地将鱼吐出来，就这样反反复复熬下去。　　这天，老人住的泥棚被风吹塌了，老人被重重地压在废墟里。聪明的白鹰立即俯冲下来，站在破席片上，扑闪着双翅，刮动着浮土。老人靠白鹰翅膀刮出的小洞，终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后来又是白鹰引来村里人救出了老人。　　此后，老人开始给白鹰吃偏饭，时常解开白鹰脖子上的红布带子，小鱼就滑进白鹰的肚里去了。对灰鹰，依旧用过去的熬法，眼看鱼就要吞掉了，老人对付灰鹰下手比先前还狠呢！　　半年过去，鹰熬成了。老人神气地划着一条旧船出征了，灰鹰真行，不断逮上鱼来。白鹰则半晌也逮不上鱼，只是围着老人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被他一挥手扫到了一边。　　白鹰在老人难看的脸色中飞离了泥铺子。几天后当老人找到它时，它已被蚂蚁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它是被饿死的。而此时，灰鹰正雄壮地飞在空中。　　（摘自《年轻人》第6期作者黄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