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绍兴上学后，妈妈便不能每年回南京看太婆了，回不去的时候就在电话里“跟踪”舅舅，把要告诉太婆的话一并捎了去，无非是“一切平安”、“孩子又长高了”，末了还千叮咛万嘱咐让舅舅代她上柱香。妈妈总是平静，平静得哀伤，平静得吓人，每每我问她为什么，她总轻轻地说：“你太婆是我最崇拜的人，”然后摆摆手，是在说“你不懂。”
太婆走的时候我八岁，印象中只有一个因为耳背而显得格外安静的面容，她的故事也是妈妈零零碎碎凑给我的。太婆的命不算差，生在金陵城的地主家里。世道已是民国，民风却不算开化，裹了的脚仍经历了一番歇斯底里的折腾后才放开，更不用说读书了。妈妈说，太婆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念书，我却对民国时的思想解放深信不疑，妈妈嗤笑一声道：“书上说的话管得着小老百性吗？”后来，太婆嫁了个好人，再后来，打仗了。
太婆不愿意提起屠城的事，我幼时因为好奇问过她，她总是看远处断断续续轻轻呢喃：“跑，不停跑，跑………”像是陷入了巨大的漩涡中，又像是什么也记不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是惊疑于太婆的平静，历史书上那些兵荒马乱、暗无天日似乎都在太婆身上消失了，军阀混战、江山易主或是鬼子扫荡一切就在那里，不重分毫也不轻半点。
我问过太婆记不记得新中国成立那一天，太婆愣了片刻然后轻轻笑道：“不过是换了一些人。”我曾嘲笑过太婆的狭隘，大了后却又敬佩她的一针见血。“上山下乡”的时候，太婆已经半百，外婆一腔热血去了青海，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妈妈和舅舅。六十年代的中国满是热血和饥饿，妈妈营养不良，远在青海的外婆只回过一次南京，妈妈和舅舅四十年来便再也没能够学会叫“妈”。太公也在那时去世，兵荒马乱的抗战没要了他的命，解放了不久“人民”就倒下了。
太婆还是那样过着日子，经历一场又一场浩劫，挨家挨户“砸锅”的日子，每天早起勒令背毛主席语录的日子，红卫兵来了又去的日子。一切在我看来如此不可思议的过程，似乎轻巧地被太婆驾驭了，她甚至还能回忆起很多不那么幸福但依然快乐的日子，依旧是那般真实得不差分毫。
在全国狂热的岁月里，太婆平静得令人诧异，一如她平静地看着家里搬进彩电，装上空调，有了冰箱，她耳朵渐背，目光清明。后来我渐渐明白，太婆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比任何一个拿着历史书吐沫横飞的人都清楚，她什么都失去过，因而谁都不恨了，因而沉静了，因而什么都不信了。
太婆就是那些往昔的缩影，她说，过去不一定多坏，现在也不一定多好，将来，将来谁能保证呢？太婆最后和太公葬在了一起，那是妈妈失去的第二个至亲，细细想来，我终是明白了妈妈的平静从何而来，那是历史潮水和不幸中小人物的无奈与唯一的出路。
当多年后重回南京，我走在街上看见明媚的花和愉快的人，感觉到汹涌的过往冲刷着我的胸膛，天空甚蓝，蓝得我看见了无数逝者重于千斤又悄无声息的平静和悲哀。
或许和太婆与妈妈一样，大部分中国老百姓也都这样平静了，认命了，但那些曾经的灾难和悲剧是不能这样轻易平复的，它们也不容丝毫夸张和粉饰。
一切决不会轻易沉静，决不会轻易归土。